豫湘桂战场上的烽火与溃败，如同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重庆政府肌体的沉疴与腐朽。尽管肖玉卿借助点验组的权限，以“支援前线、共御外侮”之名，强行调拨了一批物资南运，但这对于千里溃堤般的战局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他看着战报上不断后移的战线和失守的城市名称，眼神冰冷如铁。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他对肃立一旁的苏景行低语，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只有一种深切的疲惫，“有些人，早已忘了初心，剩下的只有争权夺利和苟且偷安。”
“组长，那我们……”苏景行欲言又止。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肖玉卿打断他，目光重新变得锐利，“点验组的存在，至少能让某些蛀虫在伸手时有所顾忌。继续核查各部后勤，尤其是那些在此次会战中一触即溃的部队，他们的账目、装备损耗，我要看到最真实的报告！就算改变不了大局，也要把这份‘实录’留给历史！”
“是！”苏景行领命，他明白，肖玉卿这是在为未来可能的清算，积累着铁证。
与此同时，通过“磐石”曹彦达和“青筠”的渠道，更多令人心惊的信息汇聚到肖玉卿案头。重庆高层在震惊和恐慌之余，非但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加紧了与美国的讨价还价，试图获取更多援助以维持统治，并对北方边区的警惕和封锁有增无减。一种“即使败给日本人，也不能输给共产党”的阴暗心理，在某些最高决策圈子里弥漫。
“真是荒谬透顶！”周明远在转述这些情报时，忍不住低声斥道。
“利益使然而已。”肖玉卿的反应平静得多，他早已看透了这层本质，“对他们而言，政权和特权远重于国家与民族。通知‘家里’，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国民党当局可能为弥补正面战场损失，加强对敌后根据地的掠夺和进攻；二是其内部失败主义情绪蔓延，可能促使部分人寻求与日伪媾和，或将矛盾彻底转向内部。”
他就像一名高明的棋手，在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冷静地预判着对手接下来的所有可能落子。
而在延安，豫湘桂溃败的消息带来的，除了对国民党政权无能的愤慨，更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沉重使命感。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的重担正不可避免地更多地落到自己肩上。
兵工厂的任务更加繁重。罗云净几乎是以透支生命的方式在工作。“四三式”火箭筒的小批量生产刚刚步入正轨，新的命令又下来了：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更适合游击队和民兵使用的、更轻便、成本更低的单兵攻坚武器，同时扩大现有迫击炮、步枪和弹药的生产规模。
“云卿同志，你的身体……”阿旺看着罗云净越发消瘦的脸颊和眼底无法消退的青黑，忧心忡忡。
“我没事。”罗云净摆摆手，伏在铺满图纸的炕桌上，铅笔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前线需要，同志们需要。我们这里快一分，前线就能少牺牲一些好同志。”
他偶尔从水怡（罗慧怡）那里听到一些来自南方的消息，知道那位委员长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的论着，知道渝州那边仍在高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也知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继续败退。每听到这些，他心中对肖玉卿的处境就多一分担忧。那个人，正独自在龙潭虎穴中，与这些势力周旋。
这种担忧，化作了更强大的工作动力。他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简化了“四三式”火箭筒的制造工艺，并利用边区能够大量获取的材料，设计出了用铸铁代替钢材的廉价火箭弹，虽然威力和射程有所下降，但足以对付日伪军的碉堡和装甲车，极大地满足了敌后游击战的需求。
同时，他对“四二式”曲射炮的改进也从未停止。通过优化炮闩结构和采用新的自紧工艺（尽管极其简陋），炮管寿命和射击精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进步，汇聚在一起，便是边区军工实力的稳步成长。
这天，王团长再次来到兵工厂，这次他不是来报喜，而是带着一个沉重的任务。
“云卿同志，鬼子在华北搞‘铁壁合围’，我们的根据地被分割得很厉害。总部要求我们团分散活动，以营连为单位打游击。重武器带不走，急需一批适合小部队机动作战、又能打碉堡的家伙。”王团长指着刚刚下线的一批简化版火箭筒，“这东西好！就是数量还太少，而且，能不能再想法子弄得更轻便点？或者，有没有啥土办法，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罗云净看着王团长殷切而信任的目光，沉吟片刻，脑中飞快地闪过各种技术可能性。“给我点时间，我和同志们想想办法。”
送走王团长，他立刻召集骨干开会。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要满足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需求，考验的是极致的创造力和对现有条件的深刻理解。
几天后，一种被罗云净命名为“飞雷”的简易武器设计方案被拿了出来。其原理类似于大型的掷弹筒，利用炸药包的抛射来摧毁工事。结构极其简单，主要材料就是汽油桶和坚固的木架，制造容易，可以就地取材。虽然精度差、射程近，但威力巨大，尤其适合夜袭和近距离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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