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停显、定影、水洗。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像是在做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红灯下，影像一点一点地浮现在相纸上，先是模糊的轮廓，然后慢慢变得清晰。
配给表上的那个红圈。
合影中周志远僵硬的笑容。
陈默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红灯下，盯着看了很久。
周志远。
他想起老吴三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小周最近手头有点紧，家里老母亲生病，借了组织二十块钱。”那是老吴随口提的，语气里带着同情，像在说一件不大的事。
二十块钱。
老母亲生病。
然后他去参加日本人的酒会，和海军少佐站在一起拍合影。
陈默把照片收进铁盒里，锁好，钥匙挂在脖子上。他靠在暗房的墙上，闭上眼，脑子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捋了三遍。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周志远是被迫配合日本人。也许他被抓了，也许他家人被抓了，日本人用某种方式威胁他，让他当诱饵或者提供情报。这种情况在情报战里不罕见——我方人员被俘后，在威逼利诱下变节，成为双面间谍，或者被日本人放回来当“活诱饵”。
第二种，周志远是主动投靠。
哪种可能性更大？从那张合影来看，周志远的站姿虽然僵硬，但没有被胁迫的痕迹。他身上没有伤，表情也不算恐惧。更像是一个在陌生场合里不太自在、但也没有生命危险的人。
陈默睁开眼，从暗房出来，倒了杯凉水一口气灌下去。
水从喉咙滑进胃里，凉意扩散到四肢百骸。他把杯子放下，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法租界的梧桐树在晨光里露出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幅还没画完的素描。
他想起老吴在百乐门倒下去时的眼神。
那一枪是谁开的？山本的人。但山本怎么会知道老吴和他在百乐门接头？怎么会提前设伏？
如果有有人通风报信呢？
如果有一个人，认识老吴，也知道陈默的大致身份，把这消息卖给了日本人——
陈默的手指在窗台上敲了三下，又停了下来。
他告诉自己：不要急着下结论。一张合影，一份配给表上的红圈，这些只是线索，不是证据。周志远也许是叛徒，也许不是。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他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
但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如果周志远真的已经叛变，那么组织在上海的交通网络就会面临全面暴露的风险。每一个和周志远有过接触的人，每一个他知道的联络点，每一批他经手过的物资——全都会在敌人的掌控之中。
陈默走到桌前，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列名单。
他知道和周志远有过接触的所有人。不多，七个。加上四个联络点的地址，两批物资的交接时间和地点。
他把这些写下来，然后又在下面写了一行字：“建议暂停所有与周志远有关联的人员和节点。等待进一步核查。”
写完之后，他把这张纸凑到蜡烛上，看着它烧成灰烬。
内容他已经记住了。天亮之后，他需要通过安全渠道把这些名单和怀疑传达给组织。
至于周志远本人——
陈默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看着蜡烛熄灭后升起的那一缕青烟。
他不喜欢猜忌自己人。
但他更不喜欢在发现有叛徒之后，什么都不做。
..........
周志远必须死。
这个念头在陈默脑子里转了整整两天，像一把钝刀，来来回回地锯。他不喜欢杀人，尤其不喜欢杀自己人——哪怕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了。但在这个行当里，感情用事就是找死。一个叛徒嘴里能吐出多少东西，他比谁都清楚。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址，每一条交通线，都是用命换来的。而这些命，正悬在周志远那一张嘴上。
问题是，怎么杀。
不能是暗杀。一个交通员突然暴毙，日本人一定会起疑，顺藤摸瓜查下来，反而暴露更多。必须是意外——看起来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那种意外。周志远最近在给日本人做事，但他明面上还是76号的外围人员。如果能让他“死”在日本人或者军统手里，那就是他的“工作事故”，没人会往别的方向想。
陈默花了一天时间摸清了周志远的活动规律。
每周三晚上，这个叛徒会去虹口一家叫“福来”的茶馆，和他新认的“主子”碰头。那个主子陈默认得——特高课的赵志远，翻译官，山本手下的一条狗。两个人在茶馆二楼的小包厢里待上半小时左右，周志远出来，赵志远从后门走。
陈默把这条路线在脑子里走了无数遍。
从福来茶馆出来，周志远会穿过一条窄巷子，走到海宁路上坐电车回家。那条巷子没有路灯，两侧是废弃的仓库，白天都没什么人走，晚上更是黑灯瞎火。唯一的缺点是——巷子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养了一条狗，一有动静就叫。
解决狗的办法，他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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