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之后，伊本新一又找了五个人。
陈公馆的厨子，姓李，跟了陈家八年。问了一个下午，出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伊本新一翻了翻笔录——什么都没问出来。那人只知道陈默爱吃红烧肉，不爱吃鱼。至于别的，一概不知。他放下笔录，对伯格说：“下一个。”
第二个是陈家的司机，小马，二十七八岁，跟了陈默三年。这人比陈福好突破，吓一吓就什么都往外倒。可倒出来的，都是些没用的——陈默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去过哪些地方。伊本新一让人去核实那些行踪，每一条都对得上，没有一条是假的。他又翻了一遍笔录，还是没有他要的东西。
第三个是特高课食堂的老妈子，姓王，每天负责收拾陈默那层楼的卫生。这人比前两个更难突破——她根本不识字，连伊本新一的名字都写不全。问她在陈默办公室里见过什么，她说见过桌子、椅子、柜子、茶杯。问她在垃圾桶里翻到过什么，她说翻到过纸、茶叶渣、花生壳。伊本新一把她放走了，连笔录都没留。
第四个是山田。这人倒是主动来的，一进门就笑嘻嘻的，说“伊本先生想问什么尽管问，我跟陈桑关系好，他最信得过我”。伊本新一问了他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脸色比进去的时候还难看。因为山田说的那些关于陈默的事，全是好的。会赚钱，会做人，对同事大方，对工作认真。一句坏话都没有。不是不敢说，是根本没什么好说的。
第五个是商行的大掌柜老周。这人跟了陈默五年，算是陈默最信任的人之一。伊本新一以为能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跟了五年，总该知道点什么。可老周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您问什么我都答。可您要是想让我说东家的坏话，那您找错人了。”伊本新一盯着他，老周也盯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十秒。然后伊本新一低下头，翻开本子，开始问。
问了两个小时，老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给陈默开脱。“东家做生意规矩，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东家对手下人好，逢年过节都有红包。”“东家从来不跟我们说他的私事，我们也不问。”
伊本新一把笔录合上，靠在椅背上。他看着老周，老周也看着他。那张黑瘦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他见过——和陈福眼睛里的一模一样。那是一种把命都押在一个人身上的信任，你撬不开，砸不碎，烧不化。
“你可以走了。”伊本新一说。
老周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过头。“先生，”他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查东家。可我知道一件事——东家要是真有问题，您不会在这儿问我。”
门关上了。伊本新一坐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伊本新一的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五份笔录。他一份一份地翻，翻完了，又翻了一遍。伯格坐在对面，看着他。
“什么都没有。”伊本新一开口了。
伯格没说话。
“五个人。管家，厨子，司机，同事，掌柜。跟了他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他是好人。”伊本新一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在说话，像在念一份报告，“伯格先生，你说，一个人要伪装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好人？”
伯格沉默了一会儿。“也许他不是伪装。”
伊本新一抬起头。
“也许，他就是好人。”伯格说。
伊本新一盯着他，盯了很久。久到桌上的台灯闪了一下，久到窗外的风停了。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高兴的笑，是那种——说不清的，带着点苦，又带着点涩的笑。
“伯格先生，”他说，“你还记得那个修鞋的吗？”
伯格愣了一下。
“那个姓刘的。”伊本新一说，“他在特高课门口摆了一个多月摊，陈默去他那儿修了五次鞋。我们查过那个人——杨树浦来的，在那里摆了十年摊，从来没出过事。可你猜怎么着？”
伯格等着。
“他跑了。”伊本新一说，“就在前天，忽然不见了。摊位没收，工具没拿，人消失了。”
伯格皱起眉头。
“一个在杨树浦摆了十年摊的修鞋匠，忽然出现在特高课门口。一个跟陈默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忽然成了他修鞋的常客。然后，在我们开始查他之后，忽然消失了。”伊本新一的声音越来越低，“伯格先生，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伯格没说话。
伊本新一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天又黑了。路灯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院子。他的影子投在玻璃上，瘦长，模糊。
“那些人口里的‘好人’，”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也许真的是好人。也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可那个修鞋的——他知道。”
他转过身，看着伯格。“他知道，所以他跑了。”
伯格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伊本君，就算那个修鞋的有问题，也证明不了陈默有问题。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通话记录，没有转账记录，没有任何纸面上的往来。你拿什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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