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做了一个决定。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一个方向。
他不能停。组织让他别勉强，是怕他出事。可他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做，那就不是陈默了。那些情报就在他眼皮底下，每天从手里过，从眼前走。他闭上眼睛都能背出来——衢州那边存了多少弹药，金华那边堆了多少军粮，杭州那边调了多少药品。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烧了三天三夜，烧得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他得送出去。只是不能用自己的手。
那天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山田坐在对面，一边扒饭一边唠叨股市的事。陈默听着，偶尔应两句，脑子里却在转别的事。他需要一个人，一个能替他跑腿的人，一个不在伊本新一视线范围内的人，一个就算出了事也查不到他头上的人。
他抬起头，扫了一圈食堂。小林坐在角落，和行动课的人一起吃饭。几个商社的代表坐在另一桌，聊着最近的行情。还有几个日本军官，坐在一起喝酒。没有他要找的人。
他低下头，继续吃饭。
下午，他坐在办公室里，把那叠文件又翻了一遍。物资调配的节奏在加快——铁路上的军列从一天两趟变成了四趟，公路上的运输车队也在增加。照这个速度，最多半个月，日军的后勤部署就会全部到位。半个月。他还有时间，但不多。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那个卖花的女人已经不在了，换了一个修鞋的。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摆着几双破鞋，手里拿着一把锥子，穿针引线。他看着那人，忽然想起一个人。
老周。不是他师父老周，是那个腿瘸了的老周。那个被他“出卖”的联络点里，替他死的老周。那人也是修鞋的。在杨树浦路那边摆了个小摊，修鞋补鞋，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伊本新一的审讯室里，一个字都没吐。
陈默收回目光，走回桌边。他拉开抽屉，拿出那个本子，翻到最后几页。那些记号还在。他看了几秒，合上本子，塞回抽屉。
傍晚，他照常下班。走出大楼的时候，那个修鞋的还在。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着一只皮鞋。他从那人身边走过，脚步没停。走出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身走了回去。
“师傅，这鞋能修吗？”他抬起脚，指了指鞋底。其实鞋底好好的，没什么毛病。
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五十多岁，黑瘦，手上全是茧子。那眼神很平，没什么表情。“能修。得换底。”
“多少钱？”
“三毛。”
陈默在旁边的马扎上坐下，把鞋脱了递过去。那人接过来，翻过来看了看，开始拆线。锥子扎进去，线抽出来，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师傅在这儿摆摊多久了？”陈默问。
“没多久。个把月。”
“以前在哪儿？”
“杨树浦。”那人头也不抬，“那边不让摆了，就挪过来了。”
陈默点点头。杨树浦。那个地方，他太熟悉了。老周的修车铺就在杨树浦，老王家的联络点也在杨树浦。他盯着那人的手，看着那些茧子，看着那道从虎口延伸到手腕的旧伤疤，忽然问了一句：“师傅，杨树浦那边，最近不太平吧？”
那人的手顿了一下。很短，短得几乎看不出来。然后继续缝。
“不太平。”他说，“哪儿都不太平。”
“那怎么不换个地方？南京，苏州，哪儿不比沪上好？”
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还是那种很平的眼神，可这回，多了一点东西。
“家在沪上。”他说，“走不了。”
陈默没再问了。
鞋修好了。那人把鞋递过来，陈默穿上，走了两步。挺合脚。他掏出三毛钱放在摊上，又加了一张钞票。那人看了一眼那张钞票——五块的——抬起头。
“多了。”
“拿着吧。”陈默说，“天冷了，买壶酒喝。”
那人盯着他，盯了两秒。然后低下头，把钱收起来，塞进怀里。动作很快，可陈默看见了。那人怀里，有什么东西硬硬的，顶出来一块。不是钱。是别的什么。
他没问，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下班都在那个修鞋摊上坐一会儿。有时候修鞋，有时候擦鞋，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着聊天。聊天气，聊物价，聊杨树浦那边的事。那人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从来不主动开口。可陈默发现，这人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他在很多人眼睛里见过。老周有，老王有，老许有，秦雪宁也有。
那是只有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才有的光。
第五天，他坐在摊上，那人正在给他擦鞋。擦着擦着，忽然开口：“先生，你天天来，有事？”
陈默低头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他说了一句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的话：“杨树浦那边，有个修车铺。老王的。你认识吗？”
那人的手停住了。锥子悬在半空中，线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认识。”他说，声音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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