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卫东那顿羊肉汤酒，像在肖霄冰冷沉寂的湖面般的生活里，投下了一颗滚烫的石子，激荡起层层叠叠的涟漪。希望的微光或许依旧遥远，但至少，他不再是孤身一人在黑暗中摸索了。有了李卫东这个仗义又门路活络的兄弟，寻找苏晨的事情，总算看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或许可行的路径。而那个“合伙干”的提议，更像是一根抛向即将溺毙之人的绳索，虽然粗糙，却蕴含着改变现状的切实可能。
然而，现实的压力并未因此有丝毫减轻。打零工的艰辛依旧，寻找苏晨的困境依然如铜墙铁壁。李卫东那边打听消息需要时间，也需要“活动经费”——这是李卫东的原话，意思是要请那些道上的哥们儿喝酒吃饭，才能撬开他们的嘴。钱，成了横亘在一切面前最现实、最紧迫的难关。
肖霄更加拼命地干活。码头、建筑工地、甚至帮人蹬三轮车拉货，只要给钱，再脏再累的活他都抢着去。每一天下来，他都筋疲力尽，肌肉酸痛，身上沾满灰尘和汗水混合的污渍。但每天晚上，他都会和李卫东在约好的小饭馆或者某个街角碰头，交流各自有限的进展。
李卫东那边消息零碎而模糊。有哥们儿说好像在哪个纺织厂的宿舍区见过一个像肖霄描述的女人，但厂子好几个，宿舍区更大，无从找起；又有人说陈国平似乎的确经常往杨浦区那边跑，具体去干什么不清楚；还有更离谱的，说苏晨可能早就嫁了个华侨出国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每一条线索，肖霄都死死记住，反复咀嚼，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不愿放过。
而关于“做生意”的本钱，两人更是挠头。肖霄打零工的收入勉强糊口，李卫东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两人凑在一起，掰着手指头算，连最初级的“启动资金”都差得远。现实的困窘，像冰冷的雨水，一次次浇熄他们刚刚燃起的斗志。
这天下午，肖霄在一个新建的工地扛完水泥包，领了当天微薄的工钱，只觉得浑身骨头像散了架，灰尘和汗水黏在皮肤上，又痒又难受。他不想这么早回家面对父母担忧又无奈的眼神，便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既是放松僵硬的肌肉，也奢望着能再次撞上那个几乎认定是幻觉的蓝色身影。
80年代初的上海街头，正以一种笨拙而又生机勃勃的姿态，悄然发生着变化。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树枝，洒在熙攘的人群身上。主要的街道上，依旧是蓝灰绿的主流色调，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汇成庞大的车流。公交车拖着“大辫子”，艰难地在人群中穿梭，售票员探出半个身子，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上海话大声报着站名。
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就能发现许多不同于前几年的新鲜迹象。一些临街的住户，胆子大些的，悄悄把窗户开大，或者干脆在门口支起一个小小的木板，上面摆些自家加工的吃食——茶叶蛋、煮玉米、五分钱一杯的橘子水，或者是一些针头线脑、橡皮筋、明星贴画之类的小商品。经营者多是些头发花白的老人或者戴着袖套的家庭妇女，他们脸上带着既期盼又有些忐忑的神情，警惕地留意着四周，显然对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还心有余悸。
在一些相对偏僻的街角或者弄堂口，开始出现一些更加固定的摊位。大多是卖服装的，一根竹竿挑起几件“时髦”的的确良衬衫、喇叭裤或者带着夸张商标的仿冒“旅游鞋”；也有修鞋的、剃头的、磨剪刀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混合着油炸食品的香气、劣质化妆品的香味、以及永远不会缺席的汽车尾气味和煤烟味。
这就是最初期的“个体户”雏形，像石缝里顽强钻出的小草，试探着政策的风向和市场的需求。人们围着这些摊位，好奇地观望着，评头论足，真正下手购买的多是些追求新潮的年轻人。一种躁动的、渴望改变生活、改善经济的欲望，在看似平静的市井生活下暗暗涌流。
肖霄走过一个卖录音磁带的地摊，摊主是个穿着花衬衫、留着长头发的年轻男人，录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邓丽君软绵绵的《甜蜜蜜》，这在那时还被一些人视为“靡靡之音”。几个小青年围着，挑选着磁带，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他又看到一个卖塑料发箍和彩色丝巾的摊位，几个女青年挤在那里，比划着，嬉笑着。
这一切，都让肖霄感到一种莫名的疏离感。近十年的脱节，使得他对这座城市的快速变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他的目光依旧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个路过的年轻女子，尤其是那些牵着小孩的。
就在他经过一个相对热闹的街市口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和惊呼声。只见人群像潮水一样向两边分开，一辆显然是失了控的脚踏三轮车，正歪歪扭扭、加速朝着人群冲过来！驾车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他显然吓坏了，拼命想捏闸却不得法，脸上毫无血色，只是惊慌地喊着：“让开！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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