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凉的针头刺进皮肤，肖霄忍不住瑟缩了一下。注射后，卫生员留下几片药：“明天要是还不好转，就得送团部医院了。”
那一夜，肖霄在高烧和寒冷中辗转反侧。李卫东把自己的被子也盖在他身上，整夜守在他身边，不时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
天亮时分，肖霄的高烧终于退了一些，但身体依然虚弱无力。赵连长来看他，眉头紧锁：“今天休息一天。但明天的思想教育会必须参加，团里领导要来检查。”
肖霄虚弱地点点头。他知道所谓的“思想教育会”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语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汇报思想改造情况。这是兵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缺席。
第二天，尽管身体依然虚弱，肖霄还是勉强起床参加了思想教育会。会场设在大食堂里，几百名知青挤在一起，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
团政委是个面色严肃的中年人，讲话带着浓重的口音：“...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不仅要劳动锻炼，更要思想改造！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情调，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肖霄强打精神听着，但头晕目眩，几乎坐不稳。他感觉政委的声音时而遥远，时而刺耳，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大脑。
“有些同志，”政委突然提高了音量，“虽然劳动表现不错，但思想上还有问题！比如画画！画那些风景花草，有什么革命意义？能不能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
肖霄的心一沉。他意识到政委的话是针对他的。果然，几个知青偷偷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会后，赵连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政委的话你听到了？以后画画要注意内容，多反映知青的劳动生活，少画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肖霄沉默地点点头。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连最后一点精神寄托都要被剥夺吗？
从那天起，肖霄的生活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继续参加繁重的劳动；精神上则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选择绘画题材，避免任何可能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内容。
物质生活也越发匮乏。随着严冬的到来，新鲜蔬菜几乎绝迹，餐桌上只剩下土豆、白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肉星，也是冻得硬邦邦的，难以下咽。
一个休息日，肖霄终于有机会去团部寄信。他揣着写给父母和苏晨的信，踏着深雪走了三里地方到达团部邮电所。
邮电所里挤满了知青，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盼的神情——收到家信是在这苦寒之地最大的慰藉。肖霄排队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他把信交给工作人员。
“上海的信件要多久能到？”他忍不住问。
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半个月到一个月吧，看天气。”
肖霄的心沉了下去。这意味着即使苏晨立即回信，他也要等至少一个月才能收到。在这漫长的一个月里，他将完全失去与她的联系。
寄完信，他在邮电所门口意外地遇到了李红梅。她怀里抱着一个包裹，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
“家里寄东西来了？”肖霄问。
李红梅点点头：“妈妈寄的棉鞋和手套。你的信寄了？”
“刚寄出去。”肖霄看着她手中的包裹，心中涌起一阵羡慕。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家里的包裹了。
回营地的路上，两人默默走着。深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肖霄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很快就气喘吁吁。
“你没事吧？”李红梅关切地问，“脸色很不好。”
肖霄摇摇头：“没事，就是有点累。”
李红梅犹豫了一下，从包裹里拿出一双棉手套：“这个给你。我妈妈寄多了，我用不了这么多。”
肖霄想要推辞，但李红梅已经把手套塞进他手里：“拿着吧！你的手都冻裂了，还怎么画画？”
肖霄看着手中厚实的棉手套，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在这苦寒之地，这样的关怀显得格外珍贵。
“谢谢。”他轻声说，将手套小心地戴在手上。手套很暖和，还带着淡淡的棉花香味。
李红梅笑了：“走吧，天快黑了，还得赶路呢。”
接下来的日子，肖霄的身体逐渐恢复，但精神的压力却与日俱增。思想教育会越来越频繁，内容也越来越严苛。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常态。
一个周五的晚上，全连召开批判大会。对象是北京来的一个知青，罪名是“偷看禁书”——一本破旧的《红楼梦》。
那个知青站在台上，低着头，面色苍白。台下的人们义愤填膺地批判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肖霄坐在人群中，感到一阵心悸。他想起了自己藏在画夹里的那个小素描本，上面还画着一些风景和人物肖像。如果被发现，会不会也遭到同样的批判？
批判会结束后，肖霄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素描本找出来。他翻看着上面的画作——有白桦林的秋色，有劳作的知青，有李卫东憨厚的笑容，有李红梅明亮的眼睛...这些都是他在北大荒生活的记录，是他精神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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