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本《李氏族谱》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段特殊的记载：“永乐十二年，先祖李明（与程远外公同名）任婆罗洲侨民首领，受郑和所托，建立私塾，教授侨民子弟与土着儿童习汉字、读儒家经典，传播大明礼仪。私塾中供奉孔子牌位，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大典。”
为验证族谱记载，程远团队在祠堂遗址周边展开勘探，发现了一处明代私塾遗址——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石质砚台、毛笔、儒家经典残册（《论语》《孟子》），残册上既有中文批注，也有当地土着文字的注音。“这些文物证明族谱中的记载属实，”方美怿分析道，“侨民首领确实建立了私塾，不仅教育侨民子弟，还接纳土着儿童，通过教育传播大明文化，这种‘教育兴化’的方式，是‘渐霏王化’在南洋的重要实践。”
在古晋港的土着村落中，考古队还找到了几位自称“侨民后裔”的当地居民。65岁的阿布杜拉拿出祖传的一块玉佩，玉佩上刻着中文“忠、孝、仁、义”，背面刻着土着图腾。“我的曾祖母是大明侨民，她教我们说中文、认汉字，还告诉我们要遵守‘忠、孝、仁、义’的道理，”阿布杜拉说，“我们至今仍保留着部分大明习俗，比如春节时贴春联、祭祀祖先，这些都是从曾祖母那里传承下来的。”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族谱的附录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段被后人补充的记载：“传至第三代，子孙多通土着语言，习土着习俗，汉字仅少数人能识，儒家经典多已失传，唯祭祀、婚丧礼仪仍保留大明遗风。”
“这说明‘王化’的传承面临着本土化的冲击，”程远感慨道，“侨民与土着通婚的后代，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大明文化的核心元素（如汉字、儒家经典）逐渐淡化，仅保留了礼仪、习俗等表层文化。‘渐霏王化’的血缘传承模式，虽然持久，但也容易被本土文化同化，呈现出‘表层延续、核心淡化’的特点。”
考古队在私塾遗址的废墟中，还发现了一批明代的科举考试模拟卷，卷面上的字迹稚嫩，部分试卷还用土着文字做了注释。“这些模拟卷证明侨民子弟曾努力学习大明的科举制度，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林珊说，“但随着明朝后期海禁政策的实施，南洋侨民与祖国的联系逐渐中断，科举之路断绝，大明文化的传承失去了制度支撑，这也是‘王化’核心元素淡化的重要原因。”
当地华人社团领袖陈振明在参观考古发现后说：“这些族谱和文物，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先祖的迁徙历程和文化传承。‘渐霏王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先祖用血缘和生活践行的信念，虽然大明文化的核心元素有所淡化，但‘和睦邻里、勤耕务本’的理念，至今仍是我们华人社区的精神支柱。”
大明“医方抄本”的民生智慧与王化延伸。
2036年夏，“海探七号”在印度洋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的古港遗址，发现了一座明代医馆废墟——废墟中出土了一批中医药方抄本、药材研磨工具、针灸铜人残件，抄本上用中文书写着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部分页面还附有僧伽罗文的翻译和注释。
程远翻开一本《大明医方集》，首页写道：“永乐十四年，随郑和舟师至锡兰山，见当地民众多患疟疾、皮肤病，遂将大明医方抄录于此，教授当地医者，以济民生。”抄本中详细记录了疟疾的治疗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日三服，五日可愈”，与现代青蒿素的治疗原理不谋而合。
“这些医方抄本是民生层面‘渐霏王化’的延伸，”程远指着抄本中的僧伽罗文注释，“郑和船队的医官不仅带来了中医药方，还主动将其翻译成当地文字，教授当地医者，这种‘医药惠民’的方式，让‘王化’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比礼仪、制度传播更具亲和力。”
郑海峰对出土的药材研磨工具进行检测，发现其材质为中国南方的青石，工艺是明代风格，与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工具完全一致。“这些工具是郑和船队特意带来的，”郑海峰分析道，“医馆的布局也呈现出中式风格——前堂问诊，后堂制药，诊室中设有针灸床，与大明本土的医馆布局相同，这说明郑和船队不仅传播医方，还传播了大明的医疗体系。”
在医馆废墟的角落，考古队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文与僧伽罗文的双语铭文：“大明医官与锡兰山医者共建医馆，共享医方，共治疾病，永结友好。永乐十五年立。”石碑旁还出土了一批患者赠送的感恩牌匾，上面刻着“大明神医，济世救人”等字样。
“这证明中医药方在锡兰山得到了广泛认可，”方美怿说，“抄本中还记录了当地特有药材的使用方法，比如用锡兰山的‘菩提叶’治疗咳嗽，这说明大明医官不是单向输出医术，而是主动学习当地医药知识，实现了‘中西医结合’的创新，这种‘互学互鉴’的医药交流，是‘渐霏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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