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碑旁的泥沙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宗教用品，包括中式的天妃神像残件、阿拉伯式的念珠、刻有十字纹的基督教十字架残件，以及佛教的佛珠残件等。“这些宗教用品出自同一遗址，说明当时的阿丹港是多元宗教共存的贸易枢纽，”方美怿分析道，“郑和船队没有推行单一的宗教信仰，而是尊重各国的宗教自由，这种包容态度让‘王化’的传播没有引发文化冲突，反而赢得了各国的信任——‘渐霏王化’不是文化霸权，而是文化包容。”
为进一步探究当时的宗教交流场景，程远团队对清真寺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在大殿的梁柱底部发现了混合中式榫卯工艺与阿拉伯式雕刻的痕迹，地面铺砌的青花瓷地砖上，既有伊斯兰教“星月”符号，又有中式“福”字纹样。“这些细节证明这座清真寺是中外工匠共同建造的，”郑海峰用洛阳铲探查地基，“地基的砌筑方式是中式‘三合土夯筑’，而大殿的圆顶结构是阿拉伯传统工艺，这种技术融合正是宗教包容的物质体现。”
在清真寺的藏经阁遗址，考古队发现了一本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双语抄写的《宗教对话录》，里面记录了郑和船队的通事与阿丹国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内容：“通事问：‘天妃庇佑航海，真主亦护佑众生，二者是否同源？’学者答：‘真主与天妃，皆为仁慈之神，虽名号不同，其义一也，皆愿众生平安。’学者问：‘大明推崇“仁”，伊斯兰倡导“慈善”，何以相通？’通事答：‘仁即爱人，慈善亦为爱人，天下大道，殊途同归。’”
“这本对话录是宗教融合的珍贵文献，”林珊逐字翻译道，“它证明双方不是‘各说各话’，而是真正理解对方的宗教理念，这种深度交流在古代宗教传播中极为罕见。郑和船队的‘王化’，没有试图用儒家思想取代伊斯兰教，而是寻找不同宗教的共通之处，以‘仁爱’‘慈善’为纽带，实现了宗教层面的‘渐霏王化’。”
但反转很快在石碑底部的铭文深处出现。考古队通过高清扫描技术，发现了一段被刻意磨去的中文刻字，经复原后显示为：“虽尊其教，然大明礼仪为正，君臣之序、人伦之道不可废也。”“这说明‘包容’是有底线的，”程远感慨道，“郑和船队尊重各国宗教信仰，但仍坚持大明礼仪的核心地位，认为‘君臣之序、人伦之道’是普世真理，不可动摇。这种‘和而不同、主次分明’的王化理念，既避免了文化冲突，又坚守了自身的文化立场，是一种高度智慧的外交策略。”
在阿丹港的民居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明代的生活用具，包括青花瓷碗、丝绸衣物、汉字书写的《论语》残页等。“这些物品不是贸易品，而是当地居民主动购买或接受的馈赠，”林珊指着《论语》残页上的阿拉伯文批注，“批注内容多是对‘仁’‘礼’思想的解读，说明当地居民在学习大明文化，这种‘主动学习’正是‘渐霏王化’的成功之处——不是强行灌输，而是通过包容、尊重，让各国人民主动向往大明文化，进而实现‘柔远人’的目标。”
当地的宗教研究学者阿卜杜勒·卡里姆在考察后说：“这座清真寺和双语石碑，是‘中非宗教交流的活化石’。郑和船队没有推行宗教扩张，而是通过对话、包容，让不同宗教的人相互理解，这种‘以和平方式促进宗教交流’的模式，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罕见的。”
东非“三保井碑”的民生关怀与王化根基。
2035年春，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东侧的农田边缘，发现了一口明代古井——井口用规整的花岗岩砌成圆形，直径约1.2米，井壁由砖石砌筑，缝隙间填充着糯米灰浆，这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工艺。井口旁立着一块断裂的石碑，碑体上刻着中文“三保井”，旁边的铭文依稀可辨：“永乐十五年，郑和舟师至此，凿井以济民生，教以耕种之法，当地人感其德，立碑以记，永颂其恩。”
程远蹲在井边，俯身看着清澈的井水，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仿佛能看到六百年前郑和船队凿井的场景。他突然意识到“渐霏王化”的根基——不是文化、制度的输出，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关怀。“资料中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说‘抚辑中外，悉伸生遂’，‘渐霏王化’的前提是让各国人民‘生遂’，即安居乐业，”程远指着石碑上的“凿井以济民生”，“郑和船队没有一到当地就宣扬大明礼仪，而是先解决当地居民最迫切的饮水问题，这种‘先民生，后教化’的理念，才是‘王化’能够深入人心的根本。”
郑海峰的团队对古井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井深约15米，井底铺着一层鹅卵石，用于过滤泥沙，井壁的砖石上还留有工匠凿刻的痕迹，部分砖石上刻着中文“龙江船厂”的字样。“这些砖石来自南京龙江船厂，是郑和船队特意带来的，”郑海峰分析道，“这证明凿井是郑和船队的既定计划，不是临时起意——他们在出发前就了解到东非部分地区缺水严重，特意准备了建筑材料和工匠，将凿井、兴修水利作为‘王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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