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考古学家穆罕默德·奥马里激动地说：“这些陶罐是中非文化融合的绝佳证据！七颗星的图案与中国‘七星’记载一致，而几何图案是东非的传统装饰，说明这些陶罐可能是中国船员与当地工匠共同制作的。”
程远邀请北京天文馆的专家对“七星”图案进行考证，确认其与昴星团（又称“七姐妹星团”）的星象完全吻合。“昴星团在夜空中呈现为七颗明亮的星聚集在一起，与陶罐上的图案高度一致，”天文专家解释道，“资料中说‘七星’是昴星团的俗称，这些陶罐的发现，证明郑和船队将‘七星’的星名和认知带到了东非，并且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在马林迪的传统市场，程远还发现当地老人仍在使用“七星”的说法——他们称昴星团为“中国星”，认为看到这组星，就意味着“远方的朋友会带来好运”。“我的祖父告诉我，很久以前有中国船队来到这里，教我们看‘中国星’辨别季节和航向，”一位老人指着夜空，“现在我们还会在播种时观察‘中国星’，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智慧。”
程远站在市场上，听着老人讲述“中国星”的传说，忽然理解了郑和眼中“世界”的另一层含义——这个世界不仅是靠星辰连接的地理空间，更是靠文化交流形成的情感共同体。郑和将“七星”的星名带到东非，当地居民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与信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星辰记忆”。对郑和而言，七下西洋的意义不仅是“宣示国威”或“开展贸易”，更是将中国的航海智慧分享给世界，同时也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共同构建一个“共享星空、共享和平”的世界。
2031年1月，“海探七号”驶入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忽鲁谟斯），根据资料中“小斗即小北斗，指小熊座”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图书馆废墟中，发现了一本明代手抄本——抄本用中文和波斯文双语记录，其中一页绘制着“小斗星图”，标注着“小斗六指，定北界”的字样，与《郑和航海图》“小斗”的记载完全对应。
伊朗历史学者法蒂玛协助解读抄本，“波斯文记载中，这组星被称为‘北方守护者’，与中国‘小斗’的导航功能一致，”法蒂玛说，“抄本的年代是1421年，对应永乐十九年，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期间，证明当时中国船员与波斯学者曾共同研究星象。”
程远团队用复刻的牵星板在忽鲁谟斯海域进行实测，当小熊座（小北斗）升至正北方向时，测得其仰角约为11.4°（六指×1.9°），与抄本中“小斗六指”的记载完全吻合。“资料说‘小斗是小北斗的简称’，抄本的星图和实测数据，让这个结论有了实物支撑，”程远说，“更重要的是，双语抄本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体系不仅在东亚和东南亚传播，还影响到了波斯湾地区，成为跨洋航海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古港的贸易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融合中伊风格的天文仪器——仪器的主体是波斯传统的星盘，刻度却标注着中文的“指”“角”等牵星单位，边缘还刻着“小斗”“北辰”等星名。法蒂玛说：“这些仪器是为中国船员定制的，将波斯的星盘技术与中国的牵星体系结合，体现了航海技术的相互借鉴。”
程远捧着双语抄本，指尖轻轻划过中波斯文的对照文字，心中涌起强烈的共鸣——他始终相信，考古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事实，更在于挖掘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这份抄本让他看到，无论是中国的牵星术，还是波斯的星盘技术，本质上都是人类为了探索海洋、连接世界而发展出的智慧，而郑和船队正是这种智慧交流的“桥梁”。这种对“人类共同智慧”的尊重，是程远考古研究中始终秉持的核心理念。
3月，“海探七号”抵达也门亚丁（明代阿丹），根据资料中“水平星即半人马座α、β，与南门双星同星异名”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明代陶片——陶片上刻着两颗并排的亮星图案，旁边还刻着中文的“水平星七指”和阿拉伯文的“南方向导星”字样。
也门考古学家阿卜杜勒·卡里姆说：“这些陶片是当年中国瓷器的残片，上面的星象图案和双语标注，证明它们是专门用于贸易的‘星象瓷’，向阿拉伯商人展示中国的航海技术。”
程远团队在亚丁海域进行实测，当半人马座α（南门二）、β（马腹一）升至正南方向时，测得其仰角约为13.3°（七指×1.9°），与陶片上“水平星七指”的记载完全一致。“资料说‘水平星是南门双星的俗称’，陶片的双语标注和实测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程远说，“这些陶片不仅是贸易品，更是中国星名体系在红海地区传播的‘实物广告’，让阿拉伯商人了解中国航海技术的先进性。”
在亚丁的清真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上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刻着“水平星为导，共通西洋”的字样。阿卜杜勒·卡里姆解释道：“这是阿丹国王为纪念郑和船队到访而立的，将中国的‘水平星’与阿拉伯的‘南方向导星’并提，体现了宗教与航海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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