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一片明代船员的生活区，出土了中式的炊具、农具，甚至还有一座用砖石砌成的小型关帝庙。“关帝庙的存在，说明有部分船员长期驻守在此，”林珊指着庙内的石碑，“碑上刻着‘永乐十三年，船员共建关帝庙，祈平安’，证明中国文化通过船员的日常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这种文化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生活中的点滴渗透。”
在科泽科德的老城区，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名为“郑和村”的村落，村民多为中印混血，保留着许多中国习俗。72岁的村长拉吉夫·陈展示了祖传的明代铜制罗盘和中文家谱：“我的祖先是明代船员陈阿福，他随郑和船队来到古里，与当地女子结婚定居。我们至今保留着过春节、贴春联的习俗，村里的老人还会说简单的闽南话。”拉吉夫指着家中的青花瓷碗，“这只碗是祖先留下的，碗底刻着‘陈记’，我们世代相传，要记住自己的中国根。”印度历史学者拉梅什在考察后说：“古里国贸易站的考古发现，证明明代的航海活动不是‘孤立的探险’，而是‘持续的文明交流’，这种交流对当地居民的血缘、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能看到痕迹。”
2028年10月，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东侧，发现了一片独特的村落遗迹——房屋采用中式的“人字顶”结构，却用当地的红土坯砌筑；院落布局为“前院后屋”的中式风格，地面却铺着非洲传统的草编席；甚至连墓葬都融合了两种文化特征——棺木为中式的长方形，随葬品却有非洲的象牙梳和中国的青花瓷片。程远蹲在一座房屋遗址前，手中的《郑和航海图》标注着“麻林地，东非大港，产象牙、生金”，“这里不是简单的贸易停靠点，而是明代船员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的‘移民村落’，是地理发现推动人类迁徙的鲜活例证。”
考古队在村落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明代农具：铁犁、木锄、石磨，其工艺与中国南方出土的明代农具完全一致。“这些农具不是贸易品，而是船员定居后从中国带来的，”郑海峰用碳十四检测农具，“年代集中在永乐十五年至宣德元年，与郑和第五、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证明船员不仅在这里贸易，还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定居。”在村落的厨房遗址中，方美怿的团队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存：中国的高粱、水稻种子，非洲的玉米、香蕉残核，以及混合了两种烹饪风格的陶器（内壁有中式的蒸煮痕迹，外壁却刻着非洲的几何纹样）。“这些遗存证明，定居的船员与当地居民共享食物资源，融合烹饪方式，”方美怿说，“比如我们在陶罐中发现的‘高粱香蕉粥’残渣，就是将中国的高粱与非洲的香蕉混合煮制，是饮食文化融合的直接证据。”
在村落的墓葬区，考古队发现了12座混合文化特征的墓葬，其中一座夫妻合葬墓尤为特殊——男性骸骨的DNA与中国南方人群（福建、广东一带）高度匹配，女性骸骨则为非洲班图人特征，墓中随葬品有一枚明代“永乐通宝”、一串非洲象牙珠，还有一块刻着“平安”二字的中式木牌。“通过对骸骨的同位素分析，男性生前长期食用中国南方的稻米，女性则以非洲的玉米、香蕉为主食，两人结婚后，饮食逐渐融合，”法医介绍道，“这是中非早期通婚的实物证据，证明郑和船队的地理发现，打破了中非之间的地理隔绝，让两个大陆的人开始‘血脉交融’。”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奥马里在研究后指出，麻林地村落是“中非早期移民社区”的雏形，其意义远超贸易范畴。“在郑和船队到访前，东非与中国的交流仅限于间接贸易（通过阿拉伯商人中转），而船队的直接抵达，推动了‘双向迁徙’——部分船员定居东非，部分东非商人也随船队前往中国，”奥马里指着墓葬中的“永乐通宝”，“我们在肯尼亚其他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明代文物，证明这种迁徙不是个例，而是形成了小规模的‘移民潮’。”这种迁徙对当地语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马林迪地区的斯瓦希里语中，至今保留着“瓷器”（发音“ciqi”）、“船”（发音“chuan”）、“大米”（发音“dami”）等中文借词，是文化融合的活化石。
2028年12月，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海风带着咸味掠过古港遗址，“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忽鲁谟斯古城的核心区，发现了一座明代“外交使馆”遗迹——中式的飞檐斗拱与波斯的圆顶拱门巧妙融合，大殿内的地砖镶嵌着明代青花瓷碎片，墙壁上用中文和波斯文刻着“永乐十五年，郑和与忽鲁谟斯国王结友好盟约”。程远站在大殿中央，手中的《郑和航海图》详细标注着“忽鲁谟斯港水深六丈，可泊大舶，为西洋终点”，“忽鲁谟斯因控制波斯湾口的地理优势，成为郑和船队‘西洋航线’的最终节点，也因这种优势，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完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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