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里，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弥漫着淡淡的樟木香气。程远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卷刚完成修复的宋代海图残卷——绢布边缘虽有磨损，但墨线依然清晰，从泉州湾蜿蜒向西的航线用朱砂勾勒，沿途标注的“笔架山”“白茅港”“三佛齐”等地名，如同一串跨越时空的坐标，串联起南宋航海者的探索轨迹。
“根据钮仲勋先生的研究，《郑和航海图》属于针路图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源头可追溯至宋代，”程远指着残卷上“丁未针三十更抵三佛齐”的墨书注记，笔尖轻轻划过绢布，“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证明宋代已将罗盘用于航海，针路图随之诞生。这卷残卷经碳十四检测，年代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比《郑和航海图》早近三百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针路图实物。”
林珊操控着高倍光谱扫描仪，将残卷的细节逐一录入系统。屏幕上，残卷的绘制特征被放大：“笔架山”以三角轮廓勾勒，山体线条简洁有力，如同从海面仰望的实景；“白茅港”则用半月形曲线表示港湾，内侧标注“可泊舟五十”，画法生动直观。“这种写景式绘法，与《郑和航海图》中‘大横琴岛’‘南汇嘴’的对景图如出一辙，”林珊指着扫描图中的细节，“你看残卷上‘双屿门水道’的标注，用虚线表示航道，旁注‘水深三丈，避东侧暗礁’，这种实用信息的标注方式，在《郑和航海图》中被进一步完善，如‘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的注记，不仅有针位、更数，还补充了‘夜观北极星七指’的牵星数据。”
郑海峰则将残卷上的地名与《诸蕃志》《岛夷志略》等文献对照，发现“三佛齐”“占城”“兰里”等地名在后续文献中均有延续，且位置标注逐步精准。“宋代海图的地名体系为《郑和航海图》奠定了基础，”他翻出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汪大渊记载三佛齐‘控扼南海之咽喉’，而这卷残卷已将其标注为‘诸国往来必泊之所’，到《郑和航海图》时，更是详细绘制了三佛齐港的码头布局，可见地理认知是代代积累的。”
负责修复残卷的陈阿婆今年78岁，是泉州陈氏海商的后裔。她捧着残卷，指腹轻轻摩挲着“白茅港”的字样，眼中泛起泪光：“我爷爷曾跟我说，清末民初时，我们陈家的商船还照着祖传的‘老海图’走南洋，图上也有‘白茅港’‘笔架山’这些名字。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看到这卷宋图，才知道祖先的海图原来是有传承的。”程远握住陈阿婆的手，轻声说：“这卷残卷不仅是文物，更是航海智慧的‘基因密码’，您家族的故事，正是这份传承的鲜活见证。”
南京图书馆的特藏部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泛黄的古籍上。程远团队围着展柜中的《武备志》明代善本，目光聚焦在卷二百四十收录的《郑和航海图》上——这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版本，与清代抄本、英国牛津大学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存在诸多关键差异。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手卷式形制，”程远指着善本中折叠的海图，“明末茅元仪编纂《武备志》时，为适配书本版式，将其改为分页折叠的书本式，共20页，从南京宝船厂至东非木骨都束，航线连贯。但我们对比发现，清代抄本在复刻时，误将‘龙涎屿至锡兰山’段的7条针路注记遗漏，而这7条针路正是理解郑和西洋航线的关键。”
林珊将善本与牛津大学藏本的高清扫描件投影在屏幕上，逐一对比细节：“善本中‘宝船厂至长江口’段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实际航行视角一致，方便船员对照海岸线定位；而牛津藏本为了符合西方地图‘上北下南’的习惯，将这段方位强行修改，导致航线与海岸线错位。比如善本中‘江阴县’标注在长江北岸，与实际地理位置相符，牛津藏本却将其画在南岸，明显失真。”
欧阳宗明则专注于善本中的“对景图”研究。海图中“大横琴岛”的对景图旁，用小字标注“从西南方视，山形如横琴”，下方还画有简易的等高线，示意山体坡度；“南汇嘴”的对景图则标注“潮落时可见浅滩，红草覆盖”，这些细节在其他版本中均被简化。“这些对景图是古代的‘实景导航图’，”欧阳宗明解释道，“船员在海上看到相似山形，就能对照海图确定位置。善本保存的28幅对景图，比其他版本多了6幅，其中‘古里港灯塔’的对景图，详细绘制了灯塔的层数和顶部的了望台，为研究明代航海设施提供了唯一实物依据。”
在拍摄善本中“忽鲁谟斯”段的海图时，一名年轻研究员因操作失误，碰倒了展柜旁的台灯，强光瞬间直射在海图上。程远反应迅速，立刻扑上前关闭台灯，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遮光布覆盖展柜。“古海图的墨料含朱砂和松香，对强光敏感，长时间照射会导致墨色褪色、绢布脆化，”他额头渗着汗珠，检查海图无异常后才松了口气，“幸好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方案，否则这处‘忽鲁谟斯港针路注记’可能就毁了——这可是研究郑和抵达波斯湾的关键证据。”随后，团队调整拍摄方案，改用冷光源LED灯，照度控制在50勒克斯以内，确保文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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