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穿越阿拉伯海，抵达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南端，也是亚非海洋贸易的重要节点。程远站在摩加迪沙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明代永乐官窑青花瓷残片，瓷片底部的“大明永乐年制”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木骨都束（摩加迪沙），以瓷器易象牙”的记载相互印证。
“从南宋到明代，中国与东非的贸易从未中断，”林珊展开一张宋元明三代东非贸易路线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出“泉州—古里—摩加迪沙”的航线，“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提到‘层拔国（桑给巴尔）产象牙、生金’，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层摇罗国（桑给巴尔）贸易用瓷器、丝绸’，而郑和船队则将这种贸易推向顶峰，让东非正式纳入亚非海洋贸易圈。”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摩加迪沙港外的珊瑚礁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虽已被珊瑚覆盖，但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依然保存完好——大量的青花瓷、青瓷和白瓷残片，与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这些瓷器是永乐官窑产品，”郑海峰激动地说，“碳十四检测显示，沉船的年代是1415±3年，正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证明这艘船就是当年往返于古里与摩加迪沙的贸易船！”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潜入水下，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本用防水油布包裹的《西洋航海日志》。日志里详细记录了船队的贸易过程：“永乐十三年，从占里（古里）出发，用辛西针三十更抵木骨都束，以瓷百件易象牙五十根、犀角十枚，拟返朝献于天子。”“这是郑和船队与东非贸易的直接证据！”方美怿兴奋地说，“日志里提到的‘辛西针三十更’，与《郑和航海图》中‘古里—摩加迪沙’段的针路完全吻合，证明西洋航线已延伸至东非。”
欧阳宗明则在沉船的货舱里发现了大量的象牙残片和犀角，其中一根象牙上还残留着明代绳索的勒痕：“这些象牙和犀角的同位素分析显示，来自东非内陆的肯尼亚山一带，与《明成祖实录》记载的‘永乐十四年，木骨都束遣使献象牙二百斤、犀角十枚’完全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贸易推动了东非内陆与沿海的物资流通。”
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船员的骸骨，骸骨蜷缩在货舱的瓷器堆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刻有“郑”字的木牌。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3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劳损痕迹，牙齿里还残留着东非特有的高粱成分——这与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一致。
“这位船员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水手，”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他跟着船队跨越印度洋，抵达东非，却不幸在返程时遇难。他的故事，是无数郑和船员的缩影，他们用生命连接起亚非海洋，让贸易与友谊跨越山海。”
当地的索马里文化部门为这位无名船员修建了纪念碑，碑上刻着“来自东方的航海者”，程远亲自题字：“跨洋万里传友谊，深海千年证文明”。纪念碑落成当天，许多当地民众前来祭拜，一位索马里老人说：“我们的祖先一直流传着‘白色大船’的传说，现在终于知道，那些大船带来的不仅是瓷器，还有和平与希望。”
“海探七号”驶入红海，停靠在也门的亚丁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西洋—阿拉伯海—红海”航线的连接点，也是亚非欧贸易的重要枢纽。程远站在亚丁的古港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刻有中文、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三语石碑，石碑上的中文部分写着“永乐十六年，大明船队抵阿丹（亚丁），通贸易，结友谊”，与《瀛涯胜览》的记载完全一致。
“亚丁是亚非欧贸易的十字路口，”林珊展开一张明代红海贸易地图，“从中国出发，经西洋航线至亚丁，再从亚丁进入红海，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能连接欧洲市场。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阿丹国产乳香、没药，与西洋诸国贸易频繁’，证明这里早已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而郑和船队的到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连接。”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亚丁港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残片、阿拉伯玻璃器和欧洲银币。其中一片青花瓷碗底刻着“永乐年制”款识，一枚银币上则有威尼斯的徽章——这是15世纪初欧洲与亚洲贸易的实物证据。“这些文物证明，亚丁港不仅是亚非贸易的枢纽，还是亚非欧贸易的交汇点，”郑海峰说，“中国瓷器通过这里运往欧洲，欧洲银币则通过这里流入亚洲，形成了完整的贸易链条。”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货栈旁的古墓里，发现了一本用羊皮纸写的《红海贸易账簿》。账簿里用阿拉伯文记录着“1418年，从阿丹（亚丁）运中国瓷五十件、阿拉伯香料三十斤，至亚历山大港，换欧洲银币百枚”的交易记录，旁边还陪葬着一枚明代的“永乐通宝”和一枚威尼斯银币。“这是亚非欧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账簿里的交易规模和商品种类，与我们在货栈发现的文物完全吻合，证明郑和船队的西洋航线，已经间接连接了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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