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倭寇的骸骨，骸骨旁还压着一块中国百姓的棉布残片，上面绣着“平安”二字。“这具骸骨的年龄约2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战斗伤痕，”林珊看着法医报告，感慨道，“他既是侵略者，也是战争的牺牲品。而郑和使日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选择简单的军事打击，而是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国王源道义主动擒献倭寇，实现了‘海隅绝警’的和平局面。”
当晚，考古队在穿山半岛立了一块“永乐抗倭纪念石”，程远亲自题字：“以战止战非上策，以和化戈方为智”，以此纪念当年的抗倭英雄，也致敬郑和的外交智慧。
“海探七号”穿越东海，抵达日本对马岛的严原港——根据《善邻国宝记》记载，这里是郑和使日时与日本国王源道义会面的地点，也是中日勘合贸易的起始地。程远站在严原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明代的《明成祖实录》抄本，书中“永乐二年，郑和谕日本王，源道义献倭寇渠魁，许十年一贡”的记载，与眼前的遗址布局完全吻合。
“郑和使日的核心成果，就是促成了中日勘合贸易，”林珊展开一张明代勘合的复制品，“勘合是中日官方贸易的凭证，分为‘日’字号和‘本’字号，日本使团持勘合来华，中国官府验证无误后才允许贸易。《四夷馆考》记载，永乐二年郑和使日后，成祖赐日本勘合百道，这标志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正式开启。”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严原港的神社遗址旁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中文和日文的对照铭文，中文部分写着“永乐二年，大明内官监郑和至，谕王擒倭，定十年一贡之约”，日文部分则记载了源道义献俘、接受勘合的过程。
“是勘合碑！”郑海峰激动地大喊，“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5±3年，正好是永乐三年，与源道义遣使献俘的时间一致！这是郑和使日外交成果的直接实物证据！”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石碑旁的泥土里发现了一枚明代铜钱“永乐通宝”，铜钱的边缘还残留着日本特有的“砂金”痕迹——这是日本商人用砂金兑换铜钱时留下的。“这枚铜钱的铸造年代是永乐元年，”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与郑和使日的时间吻合，证明勘合贸易开启后，中国铜钱迅速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货币，进一步印证了郑和使日的深远影响。”
日本考古学家山田裕司带着一本祖传的《郑和使日手帖》来到考古队，手帖是用汉文写的，记载了他的祖先——当年源道义的侍从，亲眼目睹郑和与源道义会面的场景：“郑和衣绯袍，持国书，立于码头，王率群臣迎之。和言：‘天子念两国生灵，愿罢兵戈，通贸易。’王颔首称是，遂命献倭俘。”
“这本手帖太珍贵了！”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它生动地还原了郑和使日的外交场景，证明郑和不仅是航海家，更是卓越的外交家。他用和平方式解决了倭寇问题，开启了中日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山田裕司笑着说：“过去日本学界对郑和使日的记载存在争议，现在有了勘合碑、永乐通宝和这本手帖，所有疑问都解开了。我们应该共同研究这段历史，让和平友好的精神传承下去。”
四、日本京都的“寿安镇国山碑”与使日的深远影响
离开对马岛，考古队前往日本京都的北山遗址——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四年，成祖遣使俞士吉赴日，封日本国山为“寿安镇国山”，并亲制碑文，这是郑和使日外交成果的延续。程远站在“寿安镇国山碑”的复制品前，手里捧着碑文拓本，上面“朕惟日本国王源道义，天性忠孝，敬天事上，……殄寇盗于海岛，安黎庶于边隅”的字句，字字彰显着郑和使日带来的和平局面。
“‘寿安镇国山碑’是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林珊解释道，“碑文虽由俞士吉送达，但根源在于郑和使日奠定的基础。《日本一鉴》记载，源道义因为郑和的劝说，不仅擒献倭寇，还主动约束对马、壹岐诸岛，禁止海盗活动，成祖为表彰其功绩，才封山立碑。”
郑海峰的摄像机在北山遗址的寺庙里发现了一幅明代壁画，画中描绘了俞士吉向源道义颁赠碑文的场景，背景里还能看到几艘中国海船的身影——船型与郑和使日舟师的船只形制完全一致。
“这幅壁画是永乐四年的作品，”郑海峰兴奋地说，“画中的海船证明，郑和使日后，中日之间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不仅有官方使节，还有民间贸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史纪事本末》说‘日本首先归附，诏厚赍之’，因为郑和已经为两国友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遗址的泥土里发现了一块明代青花瓷片，瓷片上画着“山水楼阁”图案，底部刻着“永乐年制”款识——这是成祖赏赐给源道义的礼物，与《四夷馆考》记载的“赐王冠服、文绮、金银、古器、书画”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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