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唐代船员的骸骨，骸骨被卡在货舱的瓷器堆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青铜刀。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3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骨折痕迹，推测是在风暴中被瓷器砸伤，最终不幸遇难。
“他应该是这艘沉船的船长，”程远看着骸骨，感慨地说，“在风暴中，他没有放弃货物，而是试图保护这些瓷器，可惜最终没能逃过一劫。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航海者的坚韧与担当，也让我们更加理解，郑和船队的船员们为何能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非洲针路——他们继承的，不仅是航线，更是先辈们的航海精神。”
当地政府为这位无名船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唐代航海者之墓”，程远亲自为纪念碑题词：“跨越千年的航海魂，连接古今的贸易情。”
考古队抵达印度南部的奎隆港——根据《岛夷志略》记载，这里是元代“小葛兰国”的都城，也是汪大渊“抵小葛兰，用庚酉针抵东非”的起航点，更是郑和船队“从奎隆，经马累岛，抵摩加迪沙”的重要中转站。程远站在奎隆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元代的牵星板，板面上刻着“一尺二寸”的刻度，与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板形制完全相同。
“早在元代，汪大渊就已用‘牵星术’导航前往东非，”林珊指着《岛夷志略》中“夜观北极星，定方位，用庚酉针行二十一日抵层拔国”的记载，“这里的‘夜观北极星’，就是‘牵星术’的核心——通过测量北极星与海面的角度来确定纬度。而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用牵星板量北极星高度，定针路方向’，正是对这种技术的继承和完善。”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古灯塔旁的沙丘下，发现了一座元代水手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牵星板（共12块，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不等）、一枚罗盘和一本《牵星口诀》抄本。《牵星口诀》里记载的“北极星七指，抵马累岛；北极星五指，抵摩加迪沙”，与《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数据”完全一致。
“这是元代‘牵星术’的实物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这套牵星板的刻度精度达到了0.1寸，比宋代的牵星板更加精准。《牵星口诀》里的‘七指’‘五指’，对应现在的纬度约4°N和2°N，与马累岛、摩加迪沙的实际纬度完全吻合，证明郑和船队的‘牵星术’是直接继承自元代的航海技术！”
郑海峰的摄像机在古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幅壁画——画中描绘了元代水手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的场景，旁边还标注着“庚酉针”“壬丙针”等针路方向。“这幅壁画太直观了！”郑海峰兴奋地说，“它生动地展现了元代水手‘昼看针、夜观星’的航海方式，而这正是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采用的导航模式。”
印度考古部门得知这一发现后，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研究“元代—明代牵星术传承”项目。双方共同举办了“牵星术与非洲针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印度、肯尼亚等国的学者，围绕“牵星术如何影响郑和航线”展开深入讨论。
印度考古学家拉吉夫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只知道郑和船队曾到过印度，但不知道他的航海技术与印度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次发现的元代牵星板，证明了中印航海技术的交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存在，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
“海探七号”抵达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马尔代夫—埃尔—亚丁”针路的终点，也是郑和船队“分腙”前往埃及、波斯湾的重要港口。程远站在亚丁的古港遗址旁，手里捧着一件明代的青花瓷碗，碗底的“永乐年制”款识清晰可见，与《瀛涯胜览》中“郑和船队抵阿丹（亚丁），赐瓷器、丝绸，酋长献乳香、没药”的记载相互印证。
“早在唐代，亚丁就已是‘广州通海夷道’的终点之一，”林珊展开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航线图，图上标注的“自三兰国（东非）正北二十日行，至设国（席赫尔），又十日行至亚丁”，与《郑和航海图》中“东非—亚丁”段的针路基本一致，“唐代商船常在此用瓷器交换乳香、没药，而郑和船队的‘朝贡贸易’，正是在这种传统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亚丁港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其中包括青花瓷、青瓷、白瓷等多种类型，部分瓷片上还刻着“赏赐”二字。“这些瓷器是明代官窑的产品，”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青花料是苏麻离青，胎土是景德镇高岭土，与‘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刻有‘赏赐’二字的瓷片，证明它们是郑和船队赏赐给亚丁酋长的礼物，是‘朝贡贸易’的实物证据。”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亚丁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货舱里，除了大量的瓷器，还有不少乳香、没药的残留，以及几枚阿拉伯银币。“这艘沉船应该是郑和船队的补给船，”郑海峰说，“它的航线与《郑和航海图》中‘亚丁—波斯湾’段的针路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针路不仅覆盖东非，还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航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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