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索马里朱巴河下游的冲积平原被旱季的暖阳晒得发烫，地表的细沙在风里滚成小丘，远处的猴面包树像沉默的巨人，守着这片被遗忘的土地。程远踩着没过脚踝的细沙，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沙粒钻进鞋缝的粗糙触感，他手里展开一张19世纪英国传教士手绘的古地图，泛黄的纸页边缘已经发脆，上面用红墨水标注的“Jubu Port”字样，恰好与眼前这片被当地迪吉尔族牧民称为“古渡口”的遗址重叠。
“过去学界一直把‘竹步’的位置定在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尤，”林珊从帆布背包里掏出一本蓝布封皮的《星槎胜览》清代校注本，书页间夹着的书签是去年在泉州沉船遗址发现的青花瓷碎片，“我们上个月在基斯马尤挖了整整二十天，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探方挖了三米深，只找到几片阿拉伯贸易瓷——那种蓝白釉的粗瓷，一看就是民间商船留下的，连半块明代官瓷的影子都没有。直到我在南京图书馆翻到这本道光年间的校注本，才发现‘基斯马尤’是当年学者根据阿拉伯文献误判的，真正的‘竹步’应该在朱巴河下游的古渡口。”她指尖在“竹步国临朱巴河，舟楫可通内陆三十里，沿岸多象牙、香料”的字句上反复摩挲，校注本的页边还有前人用朱砂写的批注：“古渡口有中国屋基，传为大船人所建，民国二十年曾见青花瓷片”。
郑海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镜头盖还没打开，额头上的汗珠已经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用袖子擦了擦汗，镜头扫过遗址旁几棵枯死的猴面包树，树干上还残留着模糊的绳索勒痕，像是被什么重物长期捆绑过。“你们看这树桩周围的沙层，”他蹲下身，用手指拨开表面的浮沙，露出下面夯实的土层，“这层土的密度比周围高很多，明显是人工夯实的，很可能是当年宝船停泊时搭建的码头基座。刚才我用便携式声呐扫描了一下，水下3米处有一排木质桩柱，间距刚好1.5米，排列得特别整齐，符合明代官用码头‘横桩固岸、竖桩系船’的建造规格。而且桩柱周围的泥沙里，还检测到大量的桐油残留，和泉州‘清和号’沉船遗址的船用防腐漆成分一模一样——这绝对是宝船停靠过的痕迹！”
方美怿蹲在一处刚开挖的探方边，她穿着卡其色的考古服，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点。她小心翼翼地用竹刀拨开沙层，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历史，一把青铜小刀的刀尖渐渐从沙里显露出来。刀身虽已覆盖着青绿色的锈迹，但刀柄上的缠枝莲纹依然清晰可辨，纹路里还残留着当年的朱砂漆，刀尖部位甚至能看到象牙的白色刮痕。“光谱仪数据出来了！”她对着对讲机兴奋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把刀的铜锡比例是9:1，是明代官造兵器的标准配比——你们还记得在泉州沉船里发现的那把水手刀吗？刀柄的缠枝莲纹和这个完全一致！这应该是船员用来切割、修整象牙的工具，你看刀尖的弧度，刚好能贴合象牙的曲面。”
欧阳宗明则在探方东侧的沙地里，发现了一处散落着陶片的圆形遗址，地表的陶片多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玉，有几片还粘连着未烧透的陶土。他戴上白色的手套，捡起一片边缘还带着指纹的陶片，指尖抚过陶片表面时，突然停住了——陶片内侧竟印着半个模糊的“竹”字，笔画是典型的明代楷书风格。“这是当地工匠模仿明代瓷器制作的陶器！”他把陶片举到阳光下，让众人看清那个“竹”字，“你们看这陶土的成分，混合了朱巴河的细沙和景德镇的高岭土——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船员把制瓷技术教给了当地人，‘竹’字就是‘竹步’港的标记。结合《明成祖实录》里‘永乐十三年，竹步国遣使献象牙二百斤、犀角十枚’的记载，这里不仅是贸易港，还是明代瓷器与东非陶器文化交融的见证地。你看这片陶片，表面还模仿了青花瓷的青花发色，虽然用的是当地的矿物颜料，颜色发灰，但能看出工匠很努力地在学习明代的制瓷工艺。”
当天傍晚，夕阳刚把朱巴河的水面染成金红色，远处的天空渐渐被暮色吞没，遗址附近突然扬起一阵尘土——三辆涂着迷彩漆的皮卡车疾驰而来，车轮卷起的沙粒像黄色的雾，车身上还架着生锈的机枪。皮卡车在考古队的营地前停下，车上跳下来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武装分子，手里握着AK47步枪和木棍，为首的人留着络腮胡，脸上有一道刀疤，用生硬的英语大喊：“这片土地是我们迪吉尔族的，你们这些外国人无权挖掘！赶紧把挖出来的东西留下，离开这里！”
程远的心瞬间沉了下去，他立刻让林珊和方美怿把青铜刀、陶片等文物装进防水箱，转移到考古队的越野车后备箱里，自己则和欧阳宗明、郑海峰迎上去。“我们是中国考古队，不是侵略者，”程远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他从口袋里掏出塑封好的文件，上面有索马里国家博物馆的公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权书，“这些文物不是我们的私产，是索马里的历史记忆，是你们迪吉尔族祖先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见证。如果你们愿意配合，我们可以邀请部落的长老参与发掘，一起研究‘竹步国’的故事，还能帮你们申请联合国的文化保护资金，用来改善部落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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