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发掘工作进行到第三天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马六甲港。探方里积满了雨水，刚出土的木质船板面临着腐烂的危险。“快！把防水布盖在船板上！”程远大喊一声，率先跳进齐腰深的雨水中。众人纷纷跟上，冒着暴雨将防水布铺在探方上，又用沙袋围住探方四周，防止雨水继续灌入。
暴雨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渐渐停了下来。程远浑身湿透，嘴唇冻得发紫，却依然坚持在探方旁查看船板的情况。“还好，防水布铺得及时，船板没有受损。”他松了口气，转身对众人说，“明天我们先清理探方里的积水，然后继续发掘，一定要在雨季来临前完成船坞遗迹的抢救性发掘。”
接下来的半个月，考古队顶着炎热的天气，加快了发掘进度。在船坞遗迹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个铜制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维修船只的工具——有凿子、锤子、锯子，还有一个用来测量船板弧度的木模。“这些工具的形制和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明代造船工具完全一致！”欧阳宗明兴奋地说，“这证明‘清和号’的维修工作是由专业的造船工匠完成的，进一步说明了郑和船队拥有完善的海外维修体系。”
在工具箱的旁边，方美怿还发现了一块巴掌大的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几行字：“永乐十二年六月，清和号修船毕，待长宁号补给。王贵记。”“这是王贵的手书！”方美怿激动地说，“和古墓里出土的《航海杂记》字迹一致，这证明王贵确实参与了‘清和号’的维修工作！”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在船坞遗迹周围又发现了几处房屋的地基。根据《航海杂记》的记载，这些房屋是船员们在维修船只期间居住的地方。在一处房屋地基里，他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几十粒水稻种子，经检测，这些水稻种子和泉州湾出土的明代水稻品种一致。“这说明船员们在马六甲期间，不仅维修船只，还种植了水稻，实现了部分粮食的自给自足。”林珊感慨地说，“郑和船队的适应能力真是太强了，这也是他们能完成七下西洋壮举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考古队准备结束马六甲港的发掘工作时，当地的一家媒体报道了船坞遗迹的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家主动联系到考古队，表示愿意出资修建一座“郑和船队马六甲船坞遗址博物馆”，用来保护和展示发掘出的文物。“我的祖辈就是在马六甲港经商的，”企业家说，“郑和船队的故事在我们家族流传了几百年，今天能看到这些文物，我感到非常自豪。修建博物馆，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为了传承中马两国的友好情谊。”
程远代表考古队向企业家表示感谢：“谢谢你的支持！这座博物馆将成为中马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郑和船队在马六甲的历史，了解中马两国悠久的友好往来。”
离开马六甲港前，考古队在船坞遗迹旁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用中文和马来文写着“中国明代郑和船队‘清和号’维修船坞遗址——中马友谊的见证”。当地的居民和学生自发来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和水果，许多老人还讲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关于郑和船队的故事。
回到泉州后，考古队将马六甲港的发掘成果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发表在《考古学报》上。报告中，他们详细介绍了“清和号”船坞遗迹的结构、出土的文物以及《航海杂记》的内容，进一步印证了郑和船队使用的是二千料尖底海船，推翻了《明史》中关于宝船“长四十四丈”的夸大记载。
不久后，南京博物院邀请程远和林珊前往整理龙江船厂的档案。在档案库房里，他们找到了“清和号”的建造图纸残页——虽然只有三分之一，但上面详细标注了“清和号”的船长、宽度、吃水深度以及桅杆的数量和位置。“船长十三丈五尺，宽三丈二尺，吃水三丈，三桅十二帆”，图纸上的尺寸与他们之前发现的“清和号”船板、船钉以及马六甲船坞遗迹完全吻合。
“终于找到了！”林珊激动地说，“这张图纸是证明二千料船真实性的最直接证据！有了它，我们就能完整还原‘清和号’的船体结构，让更多人知道郑和宝船的真相。”
程远拿着图纸，心里满是感慨：“从泉州沉船到静海寺碑记，从占城遗址到旧港官仓，再到马六甲船坞和龙江船厂图纸，我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终于拼凑出了郑和船队的真实面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靠夸大的数字来彰显的，而是靠脚踏实地的技术、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和平合作的理念。”
2036年的春天，“郑和下西洋考古博物馆”举办了“‘清和号’与郑和船队——还原真实的明代航海壮举”特展。特展上，“清和号”的建造图纸残页、马六甲船坞出土的船板、王贵的《航海杂记》、旧港的“宣慰司”印章以及占城遗址的香料残留等文物集中亮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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