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峰立刻带着潜水员下潜。一个小时后，他浮出水面，手里举着一件完整的永乐青花梅瓶：“程队！你看这个梅瓶！瓶身上绘着阿拉伯的缠枝纹图案，瓶底还刻着‘忽鲁谟斯贸易’四个字！这肯定是郑和船队专门为忽鲁谟斯烧制的瓷器！”
接下来的一个月，考古队在格什姆岛附近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沉船内清理出上千件文物，除了大量的永乐青花瓷，还有阿拉伯的乳香、没药、宝石，以及欧洲的玻璃器和硬币。这些文物的发现，充分证明了忽鲁谟斯当年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重要地位，也证明了郑和船队确实到达了波斯湾，与当地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往来。
在清理船尾舱室时，考古队发现了一本保存完好的《异域志》，书中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在忽鲁谟斯的贸易情况，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其中一段写道：“忽鲁谟斯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民善经商。中国宝船至彼，以青花瓷器、丝绸易乳香、没药、宝石，交易公平，情谊深厚。国王设宴款待船员，赠以黄金、象牙，约定永通和好。”
“这段记载太珍贵了！”程远兴奋地说，“它不仅补充了史料中关于郑和船队在忽鲁谟斯贸易的细节，还反映了当时中外友好交往的盛况。这本《异域志》，就是当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往来的活化石。”
哈桑看着这本《异域志》，感慨地说：“我们伊朗一直有关于中国航海家的传说，但苦于没有实物证据。现在这些文物和《异域志》的发现，终于让传说变成了真实的历史。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航海英雄，也是中伊友谊的开拓者。”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遇到了一个小插曲。一天，当地的渔民带着几件从海底打捞的瓷器来到营地，希望考古队能帮忙鉴定。程远接过瓷器一看，发现其中一件青花盘的盘底刻着“大明永乐年制”，盘身上绘着中伊合璧的图案——左边是中国的缠枝莲，右边是阿拉伯的几何纹，显然是当年郑和船队与忽鲁谟斯商人共同设计的。
“这件瓷盘太有意义了！”林珊激动地说，“它不仅是中伊贸易的见证，更是中伊文化融合的结晶。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未来的联合特展中，让更多人看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之美。”
渔民笑着说：“我们祖辈相传，这些瓷器是‘友谊的信物’，不能买卖。现在知道它们的来历，我们愿意把它们交给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考古队在格什姆岛的发掘成果，很快引起了伊朗政府的重视。伊朗文化遗产、手工业与旅游部部长亲自来到发掘现场，对考古队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希望能与中国建立长期的考古合作关系，共同保护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
离开格什姆岛前，程远和哈桑共同为“忽鲁谟斯郑和贸易遗址”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正面刻着中伊两国文字，讲述了郑和船队与忽鲁谟斯的贸易往来；背面则镶嵌着一块从沉船上发掘的青花瓷片，瓷片上的缠枝莲纹象征着中伊友谊长青。
“探海号”驶离波斯湾时，哈桑带着当地民众和学生在码头送行。孩子们挥舞着中伊两国国旗，高声唱着中伊友谊之歌，歌声在海面上久久回荡。程远站在甲板上，朝他们挥手，心里满是感动——从泉州湾到古里，从木骨都束到忽鲁谟斯，每一处遗址的发掘，都让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不同文明、传递友谊的纽带。
船行至阿拉伯海时，林新宇拿着一份新的史料跑过来，脸上满是兴奋：“程队！我查到了！根据《西洋番国志》的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到过天方，也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麦加，那里的考古遗址中可能也有永乐青花的遗存！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郑海峰凑过来，眼睛一亮：“麦加！那可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要是能在那里发现郑和船队的遗迹，肯定能轰动世界！”
林珊笑着说：“我已经开始查阅麦加地区的考古资料了，发现当地博物馆确实收藏着一些明代瓷器残片，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永乐青花，但从描述来看，很可能与我们之前发现的苏麻离青瓷器有关。”
程远看着海图上麦加的位置，心里充满了期待。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他最后一次远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要是能在麦加找到相关遗迹，就能完整还原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线，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我们去麦加！”程远坚定地说，“不管能不能找到沉船，能亲身走一走郑和当年走过的路，也是一种收获。”
经过半个月的航行，“探海号”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吉达是麦加的门户，也是当年郑和船队可能停靠的港口。沙特阿拉伯考古委员会的负责人阿卜杜勒·拉赫曼早已在码头等候，他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考古报告。
“欢迎你们来到沙特！”阿卜杜勒·拉赫曼热情地说，“我听说了你们在泉州湾、古里、忽鲁谟斯的发现，非常敬佩你们的工作。关于郑和船队是否到过麦加，我们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在吉达附近的考古遗址中，确实发现过一些明代瓷器残片，希望能和你们一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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