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外围考古现场，程远的探针在第八层夯土中触到块青花瓷片。清理掉覆盖的砂粒后，“三保”二字在烈日下渐渐显形——瓷片边缘的缠枝莲纹，与滇池渔船出土的碗沿纹饰完全相同。当整组瓷片拼合时，宣德年制的款识与阿拉伯文“朝觐者”字样相互映衬，“是郑和分船队留下的！”程远比对瓷片的胎土成分，发现与长乐宝船遗址的青花瓷属于同一窑口，“《瀛涯胜览》说‘和遣分船队往天方国’，这就是实证。”
瓷片堆积处还埋着个铜制罗盘，盘面刻着“壬丙针”的航向标记，与古里石碑上的针路完全一致。程远转动罗盘，指针依然能精准指向北极星，“是船队的导航工具！”盘底的“龙江船厂制”铭文，证明这是第七次下西洋时的官造仪器。更惊人的是，罗盘的储物格里藏着半张桑皮纸，上面用汉文写着“距天方尚有三日航程，淡水余五十石”，笔迹与郑和在苏州天妃宫的题字高度相似。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红海吉达港的沉船区，发现了艘明代帆船的残骸。货舱里的“永乐通宝”用丝绸包裹着，每枚铜钱的边缘都有磨损痕迹，显然经过长期流通。“是分船队的贸易货币！”他操控机械臂取出钱串旁的《朝觐日志》，上面“永乐十九年，抵达天方，献瓷器百件”的记录，与麦加出土的瓷片完全对应。日志中“遇默罕默德后裔，赠以昆阳产茶饼”的记载，让程远突然想起牛首山郑和墓中出土的茶饼残片——经检测，正是云南昆阳的大叶种茶。
沉船的“淡水舱”里，一个椰壳水袋仍保持着密封状态。郑海峰打开水袋，里面的淡水虽已蒸发，内壁却残留着荷叶纤维，“与太平港宝船发现的淡水保存法完全相同！”水袋的标签上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着“供三十人三日饮”，与船队的定员标准一致。袋口的麻绳编织方式，与滇池渔船的缆绳技法如出一辙，“是船员们沿用的家乡手艺。”
张瑜在麦加“骆驼市场”遗址，找到批明代丝绸残片。经检测，这些丝绸的织造工艺与古里清真寺发现的残片完全相同，其中一块缎面上绣着的“大明”暗纹，与长乐宝船的赏赐锦缎别无二致。“是分船队与当地商人交易的商品！”她指着残片边缘的议价记录，用阿拉伯文写着“一尺换乳香三两”，比官方汇率高出一成，“与古里的民间交易模式一致，说明船队允许灵活定价。”
在遗址的陶瓮里，张瑜还发现了个“青花梅瓶”。瓶身绘制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赏赐瓷纹饰相同，瓶底却刻着阿拉伯文的“天方国收藏”，“是被当地贵族珍藏的中国瓷器！”她比对瓶内残留的香料，发现含有印度檀香与阿拉伯乳香的混合成分，“证明郑和带来的瓷器成了跨文化的容器。”
林珊在麦加“皇家档案馆”的古籍修复室里，见到了份明代汉文档案。羊皮纸书写的《天方国朝觐记》中，记载着“大明使者三保，持永乐帝御赐金牌，至克尔白献香”，与《明史》“郑和遣人至天方，采珍异”的记载吻合。档案附带的画像上，使者身着明代官服，腰间却挂着阿拉伯式弯刀——刀鞘纹饰与忽鲁谟斯出土的“中西合璧腰刀”完全相同。
档案的夹页里，藏着张“贡品清单”。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双语记录着“麒麟一只、鸵鸟二只、香料百斤”，与《明实录》记载的“天方国遣使随郑和船队入贡”完全一致。清单末尾的朱红印章“郑和之印”，与龙江船厂船图上的印章丝毫不差，“是他亲自审核的清单！”林珊发现清单边缘有处修改痕迹，“原拟贡狮三只，后改为二只，或许是考虑船舱空间。”
程远团队在红海“珍珠岛”遗址，有了震撼发现：一处明代营地的灶台遗迹。灶台的砖石排列方式，与长乐太平港的船队营地完全相同，灶底的灰烬中还残留着中国稻壳与红海珍珠贝的混合物。“是船员们的炊事遗址！”程远检测灰烬的碳十四年代，显示为宣德七年，正是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
灶台旁的沙地里，埋着个青铜炊具，内壁刻着“郑和船队”四字，外壁却铸着阿拉伯文的“吉祥”。“是中西合璧的厨具！”程远请厨师复原炊具用途，发现既能蒸煮米饭，又能烤制阿拉伯馕，“船员们用家乡炊具制作当地食物，这种适应力太惊人了。”炊具里的食物残渣经鉴定，含有中国茶叶与阿拉伯椰枣的成分，与古里香炉的灰烬成分相互印证。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珍珠岛附近的珊瑚礁区，发现了艘小型探险船的残骸。货舱里的“珍珠秤”上，刻着“大明宣德年制”，与古里港出土的“贸易秤”重量标准一致。“是分船队的采珠船！”他取出秤旁的《采珠日志》，上面“每日采珠五十颗，大者献朝廷，小者易淡水”的记录，与《西洋番国志》“天方国多珍珠，和船队曾采之”吻合。
沉船的“压舱石”是堆红海珊瑚，其中一块珊瑚的孔洞里卡着个牛角哨。哨子的吹口刻着“昆阳马”，与马哈只墓碑的家族标记相同。“是郑和的私人物品！”郑海峰吹响哨子，音调与滇池渔民召集同伴的哨音完全一致，“他把家乡的联络方式带到了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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