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港的晨光漫过明代码头遗址时，程远的探针在珊瑚礁环绕的沙层里，触到块带铭文的青石碑。清理掉表层的贝壳与海藻后，“永乐七年，郑和到此”八个大字在阳光下渐显——碑文中“赐古里王印诰、冠服”的记载，与《瀛涯胜览》“古里国，西洋大国也，郑和至，封其王”的描述严丝合缝。
石碑的基座刻着幅微型海图，标注着从“古里”到“忽鲁谟斯”的航线，图中“官屿”“木骨都束”等地名，与《郑和航海图》完全对应。“你看这‘针路标记’，”程远指着图中的“壬丙针”，“正是郑和船队从波斯湾返航古里的航向，与我们在‘清和号’日志里发现的记录完全一致。”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古里港外的沉船区，发现了艘明代商船的残骸。货舱里的青铜权（秤砣）上，刻着“大明永乐年制”，与南京龙江船厂出土的“官秤”重量标准完全相同。“是郑和船队的‘贸易秤’！”他操控机械臂取出权旁的《交易账簿》，上面“用青花碗十只换胡椒五斤”的记录，与长乐宝船遗址发现的“贸易清单”相互印证，“你看这折算比例，和太平港出土的清单分毫不差，说明船队有统一的贸易标准。”
沉船的“压舱石”里藏着个陶罐，里面装着五十枚“永乐通宝”，每枚都用丝绸包裹着。郑海峰比对铜钱的铸造批次，发现与“清和号”金箔上的货币属于同一炉铸造，“是中央统一调拨的贸易货币！”陶罐底部的“古里市舶司验”印章，证明这些货币经过当地官方核验，“可见郑和船队的贸易是得到沿线国家认可的。”
张瑜在古里“清真寺市场”遗址，找到批“明代丝绸残片”。经检测，这些丝绸的织造工艺与长乐宝船出土的“赏赐锦缎”完全相同，其中一块缎面上还绣着“大明”二字的暗纹。“是船员私下交易的商品！”她指着残片边缘的“议价记录”，用古里文写着“一尺换乳香二两”，比官方汇率稍高，“说明除了官方贸易，还有民间的零星交易，制度之外有灵活空间。”
在遗址的排水沟里，张瑜还发现了个“青花鱼藻纹盘”。盘底的“大明宣德年制”款识清晰可见，内壁却刻着古里文的“主人”名字，“是被当地人收藏的中国瓷器！”她比对肯尼亚出土的同类瓷器，发现纹饰风格完全一致，“证明郑和船队带来的瓷器，成了当地贵族的收藏品，文化影响深远。”
林珊在古里王宫遗址的“贡品库”里，发掘出个“金镶玉腰带”。玉带上的龙纹雕刻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藩王腰带”完全相同，金属部分刻着“永乐七年，御赐古里王”，与石碑记载的赏赐时间吻合。“是郑和亲手授予的信物！”林珊检测腰带的金属成分，发现黄金纯度达99%，“《明会典》规定‘赐蕃王用足金’，果然严格执行。”
在腰带的锦盒里，还发现了张“赏赐清单”。用汉文和古里文双语写成，详细记录着“织金锦缎十匹、青花瓷器五十件、茶叶一百斤”，与《瀛涯胜览》记载的“郑和赐古里王礼物”完全一致。清单末尾有个朱红手印，“是古里王的首领印记！”林珊笑着说，“这比文献更直观地展现了赏赐的全过程。”
程远团队在古里港的“船坞遗址”里，有了惊人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宝船维修车间”。地面上的“龙骨支架”间距，与龙江船厂出土的宝船龙骨完全匹配，墙角的“桐油桶”里还残留着防蛀涂料，成分与南京发现的宝船龙骨防蛀剂相同。“是郑和船队的海外维修基地！”程远指着墙上的“维修记录”，用汉文写着“宣德六年，修‘大福号’舵轴”，与《明史》记载的船队编制吻合。
车间的工具架上，还摆放着套“造船工具”——刨子、凿子、墨斗，与龙江船厂工匠墓出土的工具完全相同，只是手柄上刻着古里工匠的名字。“是中外工匠合作的实证！”程远拿起一把刨子，发现刃口的磨损痕迹显示曾用于加工铁梨木，“这些工具既用于维修宝船，也可能教会了当地工匠造船技术。”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古里港外的“瓷器窖藏”里，发现了批“未及外销的青花瓷”。每个瓷碗的底部都贴着“景德镇制”的标签，与长乐宝船货舱的瓷器属于同一批次，“是准备装船运回中国的货物！”他数了数瓷碗数量，正好一百八十只，与《交易账簿》中“古里回船带瓷器一百八十只”的记录完全一致。
窖藏的泥土里，还发现了片“船员的家书”。用毛笔写在桑皮纸上，内容是“儿在古里，见此地多香料，待归时捎回孝敬父母”，落款“永乐六年，火长刘某”。郑海峰比对《船队人员名册》，果然找到“船长刘某，福建莆田”的记录，“是普通船员的生活写照！”家书的边缘还画着个简笔画的宝船，可见船员对船队的依恋。
张瑜在研究古里“市舶司档案”时，注意到一份《蕃商投诉记录》。用汉文和古里文写成，记载“永乐八年，某蕃商称郑和船队通事强买其乳香”，后面附着处理结果：“通事杖二十，赔偿蕃商十倍价钱”。“是贸易纠纷的处理实例！”张瑜指着记录上的“郑和朱批”，“准此，凡我船队人员，不得欺辱蕃商，违者严惩”，与《瀛涯胜览》记载的“郑和约束船员甚严”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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