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洲洋的晨雾像被揉碎的桑皮纸，漫过宋代沉船“翔鸿号”的残骸时，郑海峰的潜水器探照灯突然照见一截折断的桅杆。南洋铁木的木质在海水中泛着深褐色的光泽，残存的帆索缠着几缕褪色的篾席，最下端的铁环上刻着“宣和五年造”的铭文——这是去年发现的宋代远洋商船主桅，此刻正斜插在珊瑚礁缝隙里，榫卯结构间还卡着半片利篷，竹制横桁在水流中微微颤动，像只折翼的海鸟。
“帆桁的转动轴还能活动。”潜水器的对讲系统里传来郑海峰的声音，带着深海压力造成的微颤，“你看这凹槽，每寸都有刻度。”机械臂小心翼翼地拨开附着的珊瑚虫，露出帆桁侧面的“左翼张七寸”“右翼收三寸”等字样，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的记载完全吻合。当机械臂模拟风力推动残帆时，篾席立刻展开对称的弧度，在海水中划出两道精准的波浪线，“这是纵帆结构，比横帆灵活三倍，难怪能‘风有八面，唯当头而不可行’。”
程远在实验室里拆解从桅杆上取下的滑轮组时，青铜轴套上的细密螺纹在放大镜下显露出惊人的精度。用游标卡尺测量，每寸恰好十二牙，与泉州湾宋代船用器械作坊遗址出土的标准件规格分毫不差。“是可调节张力的活滑轮。”他转动滑轮，听到轻微的“咔嗒”声，每个档位对应着不同的帆角角度，“当风力变化时，舵工能通过螺纹微调，这就是徐兢说的‘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滑轮的铜锈里检测出微量蜂蜡，与张瑜之前发现的罗盘防潮涂层成分相同，显然是定期保养留下的痕迹，轴芯的磨损程度显示它至少被使用过三千次。
张瑜捧着刚修复的《萍洲可谈》手稿走进实验室，麻纸边缘还沾着修复用的糯米浆，指尖点着“以十丈长绳勾取海底泥，嗅之”的段落。“翔鸿号”货舱里发现的铅锤正躺在她身后的展柜里，底部的凹槽残留着黑褐色淤泥，经检测是黄河入海口特有的冲积土，含有大量长石颗粒。“朱彧没骗人。”她用镊子取下一点淤泥样本，放在气相色谱仪上，“铅锤表面涂过黄油，既能粘住泥沙，又能防腐——徐兢说的‘数用铅锤，时其深浅’，不只是测深，还要通过底质判断航位。”最关键的是，铅锤重量恰好三十斤，与《海道经》记载的“船过沙尾，用三十斤铅锤”完全一致，锤身的刻度显示它能测量从“五尺”到“五十丈”的水深。
林珊在整理“翔鸿号”船员舱的遗物时，发现了块巴掌大的梨木牌。正面刻着“横风调帆法”，背面则是“顶风转舵图”，边缘被摩挲得发亮，边角还缠着半截红绸带。她立刻调取沉船桅杆的三维模型，发现帆桁上的刻度与木牌数据严丝合缝：“是调帆手册！”她指着木牌角落的“陈”字，想起市舶司档案里记载的“翔鸿号”舵工陈二郎，“这位陈舵工把不同风向的调帆数据刻在木牌上，就像现代的操作指南——你看这‘横风时，两翼各张五寸’，与流体力学计算的最优角度只差0.3度。”木牌的裂纹里还残留着槟榔渣，与船员舱出土的槟榔盒成分相同，显然是陈二郎随身携带的物件。
程远团队在船尾的“屏屋”（舵房）里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副叠放的尾舵，大舵长六尺，小舵长三尺，榫卯结构上刻着“水深丈五用大舵，水深六尺用小舵”。将大舵安装到舵轴上时，程远发现舵叶一侧有块突出的平衡板，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与《清明上河图》里内河船的平衡舵结构一致。“是平衡舵！”他推动舵杆，只用两根手指就轻松转动了数百斤的舵叶，“减少了一半的转舵力，难怪徐兢说‘操舵如使臂’。”舵轴的青铜轴承里残留着石墨粉，这是宋代已知的润滑剂，与沉船货舱里的石墨块成分完全相同，磨损痕迹显示它曾在“水深三丈”的海域频繁使用——这与“翔鸿号”的航线记录完全吻合。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沉船附近的沙地里，扫出了四枚铁锚。最大的那枚锚爪张开有五尺宽，锚身上的“嘉定元年”铭文清晰可辨，链环的锻造工艺与泉州宋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铁环如出一辙。“是‘游锚’！”他让机械臂测量锚爪的角度，发现是精确的45度，“徐兢说的‘风涛紧急，则加游矿’，就是用这种可旋转的锚爪增强抓力。”更妙的是，锚链长度正好“一百二十丈”，与《海道经》“近山抛泊，用百二十丈链”的记载分毫不差，链环上的磨损痕迹显示曾在“大洪硬泥”底质用过——这与元代用锚“视底质换锚”的技术一脉相承，锚爪内侧还残留着贝壳碎屑，证明它曾在珊瑚礁区使用过。
张瑜在分析铁锚的金属成分时，发现含碳量精确到0.3%，这种低碳钢既保证了强度，又有足够的韧性。“是灌钢法的杰作！”她指着锚爪的淬火痕迹，“先锻后淬，硬度是船板铁的两倍——难怪能在‘海中泥泞’里抓牢。”锚链的接口处还发现了铅封，上面印着“市舶司验”，与她之前发现的潮候图墨印相同：“宋代对船用器械的质检有多严格？你看这铅封，只要有0.1寸的误差就会被驳回。”铅封的日期显示是“宣和六年三月”，比“翔鸿号”出航时间早一个月，显然是出发前的最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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