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宇在清理沉船的船医舱时,发现个银质星盘。盘面上刻着北斗七星与阿拉伯黄道十二宫,边缘的刻度同时标注“寸”与“指”,两种单位的换算关系用朱砂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用电子天平称量星盘,发现重量恰好是“三十两”,与《元史·天文志》记载的“航海星盘重三十两”完全吻合。“是定量天文的融合见证!”他指着盘底的汉文标签,“至元二十二年制——正好是马可·波罗来华那年。”星盘的轴承里还藏着半张羊皮纸,上面用波斯文写着“星高六指,对应纬度三十度”,与程远团队用现代公式测算的元代成山角纬度误差不到0.2度。
当中阿联合考古队在实验室拼合《舟师手记》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缝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缝组成了“北洋航线”的经纬度网格,每个网格边长正好对应“星高一寸”的纬度差。“是用船体记录的定量海图!”他调出卫星地图,木板的接缝竟与现代黄海的等深线精确重合,误差不超过五里,“难怪朱清、张瑄的海漕能‘咫尺无异’,这木板就是活的坐标系统。”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昼测日影,夜量星高,两相印证,方为定论”,笔迹与市舶司档案中“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批文完全相同。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成山角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程远作为专家证人赶到现场时,正撞见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试图吞咽块竹片。“是王奎,前测绘工程师。”刑警队长低声介绍,“朱世昌的同伙,专盗航海文物。”在证物袋里,程远发现件元代铜盘的表面用梵文刻着“量天尺”,边缘却镶嵌着明代的珐琅。“这是用元代仪器改的赝品。”他用放大镜观察珐琅,“铅含量显示是16世纪产物,元代还没有这种低温釉工艺。”但铜盘内侧的刻度却是真的,与后渚宋船的竹尺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海道经》线索伪造,铜盘的碳十四年代确为至元年间,含有的海水盐分来自北洋航线。
审讯室的单向玻璃外,程远看着王奎在供词上签字。这个曾参与过港口测绘的工程师,对定量航海技术的理解远超一般盗墓贼。“他说要找到‘定量航海的核心算法’,卖给出价最高的海外买家。”刑警队长递来卷宗,“但他不知道自己最看重的珐琅铜盘是赝品,真正有价值的是那套从沉船盗出的量天尺与罗盘。”程远翻到王奎的笔记本,上面画满了星高与纬度的换算公式,有些甚至与《舟师手记》里的记载不谋而合。“他懂技术,却不懂这些仪器的真正意义。”他对张瑜说,“定量航海不是为了垄断航线,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安全远航——《舟师手记》里写的‘技术当共享,海路无阻隔’,才是祖先留下的真正遗产。”
次年旱季,中阿联合考古队在泉州湾的宋代造船厂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四米,就带出块带字的船板。上面“星高五寸,船宽五丈”的字样清晰可辨,与后渚宋船的尺度完全吻合。往下清理时,整座船台渐渐显露出来:滑道的间距恰好是“十寸”,与量天尺的单位一致,船台边缘的刻痕记录着“造船长三丈,需星高数据三则”,证明造船时就融入了定量航海的要求。
船台的夯土里,发现了些散落的竹片。上面用朱砂标注着“龙骨长,星高增”的公式,与现代船舶设计中“吃水深度与纬度的关系”原理惊人相似。“是元代的造船定量手册!”张瑜小心翼翼地展开竹片,发现上面还记录着不同海域的星高数据:“七洲洋星高四寸,黑水洋星高六寸,成山角星高七寸”,与《岭外代答》《岛夷志略》的记载完全对应。竹片的纤维中检测出檀香成分,与俱兰国出土的元代香料完全相同,证明这些技术参数曾随船队传播到印度洋。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七洲洋发现了艘宋代沉船。船板上的“星高四寸,水深四丈”刻痕与《岭外代答》记载的“七洲洋水深,星高四寸”完全吻合。船体的肋骨间距精确到“半寸”,与量天尺的最小单位一致,货舱的容积标注着“容粮五十石,对应星高五寸航段”,显然是为特定航线设计的标准船。“是专门用于定量航海的标准船!”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船载的磁石与量天尺成套出现,证明定量技术已形成体系——这就是宋代能横渡印度洋的技术基础。”潜水员还在船长舱发现了本《星高表》,上面记载的二十八个航点数据,与现代卫星定位的误差全部在0.5度以内。
当程远团队将元代的星高数据与现代卫星定位对比时,屏幕上的曲线突然显示出惊人的吻合度。从泉州到波斯湾,每个航点的星高记录与实际纬度的误差都在0.5度以内,相当于量天尺的“半寸”。“是有意识的精确测量!”张瑜调出《马可·波罗行纪》的电子版,其中“北极星高度六古密”的记载,换算成量天尺正好是“六寸”,与波斯湾的实际纬度完全一致,“他记载的‘古密’就是‘寸’,只是翻译时的单位差异——这证明定量航海技术曾通过使团传播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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