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在航海日志的最后，贴上了一张特殊的合影：前景是培养皿里缠绕的稻根，背景是他和张瑜在马可·波罗故居前的笑脸，远处的里亚尔托桥与泉州洛阳桥在照片里重叠成一道横跨欧亚的弧线。他写道：“七百年前的船帆早已落尽，但那些随着季风传播的稻种，仍在续写着相遇的故事。所谓远方，不过是等待被连接的故乡。”
深夜的实验室里，林新宇将威尼斯稻种与泉州稻种的基因图谱并排放置，突然发现两者的变异节点在屏幕上组成了“路”字的形状。郑海峰的无人机正掠过泉州湾的稻田，从高空看，成片的稻浪正沿着海岸线铺展，像一支支绿色的笔，在大地上书写着新的航海日志——而那些沉睡在海底的沉船、窖藏里的种子、泛黄的手稿，都在这场跨越时空的书写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第三十七章 《马可·波罗》（再续）
泉州湾的秋阳透过市舶司遗址的窗棂，在程远摊开的《稻种培育图》上投下菱形光斑。图中“海水浸种”的步骤旁，马可·波罗用红笔标注的拉丁文“Sal”（盐）字边缘，洇着半透明的水渍，经检测与波斯湾的海水成分完全一致。“他真的试过用海水育种。”程远指尖划过纸面，发现水渍晕染的范围恰好覆盖了稻种耐盐基因的变异区域，“这不是巧合，是有意识的科学实践。”
张瑜抱着刚译完的威尼斯档案馆藏《波罗家族账册》走来，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1298年的一笔支出：“购泉州稻种二十石，付格罗索银币百枚。”账册附着的货单上，“稻种”二字用毛笔书写，笔锋的提按与程远发现的砖刻“马”字如出一辙。“你看这备注，”她指着账册角落的小字，“‘此稻可植于泻湖滩涂’——他把泉州的种植技术也带回了威尼斯。”货单边缘粘着的稻壳碎片，基因测序显示与波斯湾沉船出土的“波罗稻”属于同一谱系，只是多了组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基因。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泉州湾外的黑水沟海域，拍到了令人震撼的画面：一艘元代沉船的货舱里，整排青花瓷瓮整齐码放，瓮口的封泥上除了“市舶司”朱印，还压着个模糊的威尼斯狮徽——与马可·波罗金章上的图案完全吻合。“是他离开泉州时留下的压舱货。”他操控机械臂提取瓮内的谷物样本，发现其中混合着小麦与稻米，“《游记》说‘刺桐港的船总载两种粮，供中西船员食用’，果然不假。”谷物的淀粉颗粒上，残留着威尼斯式石磨的研磨痕迹，与泉州出土的中式石磨痕迹形成奇妙的交错。
林珊在整理泉州天后宫的碑刻时，发现了一块被藤蔓覆盖的元代石碑，碑文记载着“至元二十九年，有威尼斯贾人献稻种于宫，祷海无虞”。碑文中“贾人”二字的刻痕里，嵌着细小的琉璃碎屑，经鉴定是威尼斯产的穆拉诺玻璃——这正是马可·波罗的信物。她将碑文与《波罗家族账册》对照，发现献种的日期正好是他离开泉州后的第二年，“他不仅带走了稻种，还留下了种源。”石碑底座的排水孔里，藏着半粒炭化稻种，颖壳上的刻痕与威尼斯故居地窖的稻种完全相同。
当中意学者在泉州联合举办“马可·波罗与海上丝路”展时，程远特意将波斯湾沉船的青铜舵轴与威尼斯泻湖出土的船舵并置陈列。两个跨越七百年的部件，在X光扫描下显示出相同的金属疲劳纹路——都是在北纬25度海域经历过强风暴的痕迹。“你看这磨损角度，”他向参观者展示三维模型，“都向左侧倾斜17度，说明它们曾在同一片季风带搏斗过。”舵轴的铁锈里，检测出相同的浮游生物化石，证明两艘船曾共享同一片洋流。
盗墓者马可·罗西在狱中听闻展览的消息，突然提出要见程远。隔着探视玻璃，他递出一枚贴身收藏的铜制罗盘，盘面的刻度同时标注着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指针的重心偏移角度与泉州出土的元代罗盘完全一致。“祖父说这是波罗家传的信物，”他声音沙哑，“背面刻着字。”程远翻转罗盘，发现背面用拉丁文刻着“路在水中”，与石碑上“祷海无虞”的意境遥相呼应——原来这个以寻宝为业的家族，早已在信物里藏着对航海本质的理解。
“波罗稻”在威尼斯泻湖试种成功的那天，程远收到了意大利农业部门的邮件，附带的照片里，东方式的稻浪与地中海的橄榄树在夕阳下连成一片。邮件里说，新稻种的亩产量比当地传统作物提高了三成，米质带着淡淡的橄榄香——那是泉州稻种与威尼斯土壤碰撞出的独特风味。张瑜看着照片突然笑出声：“你看稻穗的朝向，都对着东方，像在回望故乡。”
程远团队在泉州湾的深海钻探中，发现了一层特殊的土壤剖面：上层是现代水稻田的耕作层，中层是明代的海泥，下层则保留着元代的稻壳层。碳十四测年显示，这层稻壳的年代与马可·波罗到访泉州完全吻合，颖壳上的人工刻痕证明是人为播种的结果。“是他当年留下的‘种子层’。”林新宇用显微镜观察稻壳的磨损程度，“这些种子经过了多次筛选，留下的都是最耐储存的——他知道种子比金银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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