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的前夜，程远在非洲海岸的篝火旁铺开三张地图：元代史弼的远征路线图、明代郑和的航海图、现代“元爪稻”的传播图。三者在印度洋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每个顶点都种着相同的稻种。张瑜递来一碗用非洲“郑和稻”煮的粥，里面加了爪哇的胡椒和泉州的海盐，味道竟与元代军粮的配方完全相同。
“你尝出什么了？”她笑着问。程远细细品味，舌尖先是触到胡椒的辛辣，接着是海盐的咸鲜，最后留下稻米的回甘——像一场跨越七百年的味觉旅行。“是历史的味道。”他说，“战争的辛辣，和平的甘甜，都在里面了。”
郑海峰用无人机拍下了篝火旁的场景：中、爪哇、非洲的学者围着铁锅，锅里的米粥冒着热气，蒸汽在月光下形成的雾气，像极了泉州港的晨雾，也像爪哇海的暮霭。“这才是爪哇之役的真相，”他在朋友圈写道，“不是战船的轨迹，是粥的味道。”
程远在航海日志的最后一页，画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旁边写着：“所有的远征，最终都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安稳地喝上一碗热粥。”他合上日志时，窗外的海浪正拍打着船舷，声音像极了石磨碾米的节奏——七百年前，元军的战船带着稻种驶向爪哇；七百年后，这些稻种的后代，正随着现代货轮去往更远的地方。
当船驶过好望角时，程远收到了莫桑比克农业部的邮件：“‘郑和稻’今年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倍，感谢你们让我们找回了种子的记忆。”附件里的照片上，非洲农民举着沉甸甸的稻穗，背景是郑和宝船的壁画，画里的船帆上，“元”字与“和”字重叠在一起，像一粒正在发芽的稻种。
实验室的灯光下，程远团队正在绘制“元爪稻”的全球传播图谱。从泉州到爪哇，从爪哇到非洲，每一个传播节点都标注着一个日期：至元二十九年、永乐三年、2025年。张瑜突然指着图谱的中心，那里是印度洋的中点，“你看这里，”她说，“所有的航线都在这里交汇，像个巨大的稻穗。”
程远想起那枚银符牌，正面的“元”字与背面的“葛”字，在七百年后终于在稻种的基因里和解。他拿起电话，打给所有参与过发掘的伙伴：“明年春天，我们去南美吧——让这粒稻种，继续沿着洋流走。”电话那头传来此起彼伏的笑声，像风吹过稻田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那些沉没在海底的战船、锈蚀在泥土里的矛头、被虫蛀的文书，终将在稻浪的覆盖下获得新生。就像爪哇之役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些随着海风传播的稻种，却在每一季的收获里，讲述着关于战争与和平、隔阂与融合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雨季来得比预想中早。程远踩着泥泞的红土地，手里的洛阳铲刚探入半尺，就带出一撮混杂着稻壳的土壤。稻壳的颖壳上，隐约可见细小的刻痕，在放大镜下显露出半个“杨”字——笔触的飞白特征与杨廷璧文书上的签名如出一辙。“碳十四显示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他将稻壳样本装入密封袋，袋面立刻凝结起水珠，“郑和船队真的到过这里。”
张瑜抱着刚译完的西班牙文档案赶来，档案纸边缘的水痕还没干透。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航海日志里，赫然记载着“亚马逊河畔有异族稻种，穗长粒满，当地土人称‘来自东方的神粮’”。她指着日志里的插图：一株水稻旁画着艘三桅船，船帆上的“明”字被画成了太阳的形状，“和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纹银盘完全吻合——这船型，是典型的‘福船’改造款。”
郑海峰的橡皮艇在亚马逊支流颠簸，防水袋里的青铜秤砣还沾着水草。秤砣上的“市舶司”烙印虽已模糊，却能辨认出与元代“壹佰斤”铜权相同的铸造工艺。“是贸易工具。”他用便携秤称量，发现秤砣的实际重量正好是明代的“五十斤”，却在底部刻着阿拉伯数字“25”——与爪哇沉船出土的度量衡换算方式完全一致，“郑和船队用这种方式和当地人做交易，就像当年元军在八节涧用铜权换粮食。”
林珊在整理土着部落的口述史时，发现了一段奇特的歌谣：“大船来，稻穗摇，红土变金壤。”她请部落长老解释歌词，老人指着祭坛上的陶瓮说：“祖先说，七百年前有白皮肤、黑头发的人，带来会走路的种子，教我们把石头地变成粮仓。”陶瓮里的稻种基因测序显示，与莫桑比克的“郑和稻”同源，只是多了组抗热带雨林病虫害的基因——显然是在南美土壤里自然变异的结果。
潜水队在亚马逊河口发现了艘明代沉船，货舱里的青花瓷碗底，用苏麻离青料写着个“郑”字，笔触与郑和家谱里的签名完全一致。更惊人的是，碗底的钴料层里检测出爪哇火山灰成分，与八节涧遗址的元代瓷片如出一辙。“是郑和船队的‘种子船’！”程远看着瓷碗内侧的磨损痕迹，“这些碗用来盛装稻种，磨损程度显示至少装过五十次——他们在沿途不断分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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