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战利品？”她用显微镜观察符牌边缘，发现有明显的砍砸痕迹，形成了45度角的斜面，“《元史·爪哇传》说元军曾‘破葛朗都城，获其王印’——这应该就是那时缴获的。”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干枯的稻叶，基因测序显示与泉州军屯出土的稻种同源，只是多了组适应热带气候的基因变异——一段由24个碱基组成的重复序列，这种变异在现代爪哇水稻中仍能找到。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淀粉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爪哇出土的元代墓葬壁画上的“军粮”成分完全一致——含有0.3%的胡椒碱。“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行程记》，蒙古文记载的“稻麦各半，杂以胡椒，防瘴气”正与波峰数据对应，“元军把泉州稻种和爪哇麦种混在一起食用——这是为了适应热带气候。”
他突然想起那枚银符牌，将谷物粉末撒在“葛”字上，竟显露出底层的“元”字——是葛朗士兵缴获后重新刻的，却没来得及磨掉原有的印记，两种文字的笔画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用拉曼光谱分析显示，“元”字的刻痕深度比“葛”字深0.1毫米，证明是先刻的“元”字，后刻的“葛”字。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铜制药箱，锁扣上刻着“亦黑迷失”的名字，字体是元代畏吾尔文，笔画中掺着细小的金粉——含金量达99.9%，是阿拉伯半岛特有的砂金。箱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乳香与没药，比例为3:1，与《回回药方》记载的“金疮药”配方完全吻合。“是亦黑迷失的随军药箱！”他指着药箱内侧的波斯文标签，“至元二十九年制——正好是出征爪哇那年。”
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芦荟，这是非洲特有的药材，显然是亦黑迷失四下南亚时带回的，叶片的维管束结构与索马里出土的元代芦荟标本完全相同。更令人惊讶的是，药箱底层的暗格里藏着张羊皮纸，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青蒿治瘴方”，配方与林新宇之前发现的铜制药罐残留物完全一致，只是剂量调整为“每五十人用三钱”——正好是“定远号”的编制人数。
当中印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征爪哇行程记》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榫卯结构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结构组成了“八节涧”的地形，河道宽度、水深数据与《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泗水流域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半米。“是军事地图！”他调出爪哇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拼接处竟与现代河道走向精确对应，“史弼在船板上标记了登陆点——难怪元军能‘一日夜驰三百里’。”
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杨廷璧曾至此，留稻种三石”，笔迹与他三使俱兰时的文书完全相同，捺笔处的分叉特征极为明显。程远将木板上的稻种记载与市舶司档案对比，发现至元十八年杨廷璧第二次出使俱兰时，确实“携占城稻种十石，沿途播撒”，这三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吉利门岛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青铜镜的背面，用梵文刻着“爪哇之役”，镜缘却镶嵌着明代的红宝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军镜改的赝品，红宝石的铬元素含量高达2%，是缅甸产出的特征，元代还没传入中国。”但镜钮里藏着的羊皮纸却是真的，上面用波斯文写着“葛朗宝藏在八节涧，深三丈”，与沉船货舱的位置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真线索伪造文物，羊皮纸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至元三十年。
从盗墓者的审讯笔录里，程远发现他们的线索来自一本清代《海道秘记》，其中记载“史弼退军时，曾埋金宝于八节涧，以作后援”。但根据沉船出土的账簿显示，元军撤退时“粮尽兵散，金宝已散作军饷”，所谓“宝藏”其实是当年土罕必阇为激励士气编造的谣言。“他们找错了东西。”程远指着实验室里的稻种样本，“真正的宝藏在这里。”
次年旱季，中爪哇联合考古队在八节涧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三米，就带出片带釉的陶片，釉色青黄如蜜，是典型的元代龙泉窑特征，胎土中的氧化铁含量为3.2%——这种“紫金土”成分与龙泉大窑遗址的瓷土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军粮仓库渐渐显露出来：呈长方形，长约十米，宽五米，夯土墙中掺着的贝壳碎屑与泉州军屯遗址完全相同，都是太平洋牡蛎的壳，碳十四年代集中在至元三十年前后。
陶罐里的稻种还保持着颗粒状，基因测序显示与泉州军屯的稻种有直接亲缘关系，只是多了组抗稻瘟病基因——一段名为“Pib”的抗病基因，这显然是元军在当地改良的品种。“《行程记》说‘留稻种于八节涧，以备后援’，原来不是空话。”程远抓起一把稻种，谷壳上的刻痕组成了蒙古文的“平安”，与沉船出土的炊具内侧标记完全相同，刻痕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指甲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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