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鸣笛起航时，程远把那粒杂交稻种放进玻璃瓶，与东非的胡椒籽、阿拉伯的蔷薇花瓣、中国的瓷片放在一起。玻璃瓶被封存在层檀国的海底博物馆，坐标正是《诸蕃水道图》标注的“友谊礁”。当他转身时，看见张瑜正对着朝阳张开手掌，掌心的稻种在晨光里闪着微光，像颗正在发芽的星星——与七百年前朱纺捧在手心的那粒，一模一样。
航海日志的最后一页，程远画了幅简单的图：三棵稻子长在同一块田里，根系相连，穗头相依。旁边写着：“诸蕃水道，从来不是船走的路，是人走的心路。”海风掀起纸页，露出夹在里面的照片：三国学者站在杂交稻田里，背景是朱纺的三桅船与现代货轮，远处的海面上，银鲳鱼跃出水面的轨迹，像极了他们正在续写的——新的《诸蕃水道》。
银鲳鱼跃出水面的涟漪还未散尽，程远的目光已落在航海日志新翻开的空白页上。指尖划过纸面时，突然想起层檀国海底博物馆的玻璃穹顶——阳光穿透海水，在那瓶封存的稻种上折射出七色光斑，像极了朱纺海图上用七种颜料标注的航线。
“郑海峰在友谊礁发现了艘元代沉船。”张瑜的声音带着海风的潮气，手里的潜水报告上粘着片特殊的贝壳，壳面天然形成的纹路竟与《诸蕃水道图》的“兰里—故临”段重合。“船货里有批景德镇瓷，每只盘底都印着北斗七星，其中‘天玑’星的位置，嵌着粒东非的珊瑚珠。”
程远将珊瑚珠放在显微镜下，发现珠体内部的年轮与麻离拔出土的宋代珊瑚完全一致。“是汪大渊的船！”他翻出《岛夷志略》的复刻本，其中“层檀国”条写着：“载宋瓷百件，嵌以珊瑚，示不忘朱君旧道。”珠体表面的磨损痕迹显示曾被频繁触摸，与沉船里发现的铜制罗盘指针磨损角度完全吻合——显然是航海者用来校准航向的信物。
林新宇在沉船的货舱夹层里，找到个竹编的信筒，里面的桑皮纸信札虽已受潮，字迹却依然清晰。最上面的信是写给“朱君后人”的，落款是“汪大渊”：“昔循公之水道，见东非稻生，知公之愿已偿。今携新稻种十石，续公之业，望后世子孙，知海非界，乃通途。”信札间夹着片稻叶，基因检测显示与朱纺留下的稻种有直接亲缘关系，只是多了组抗台风基因——显然是元代航海者在实践中改良的成果。
郑海峰的潜水摄像机拍到了惊人的画面：沉船周围的珊瑚礁上，密密麻麻附着着宋代至元代的瓷片，拼成了“和”字的轮廓。其中片明代瓷片的背面，用青花写着“承朱汪二公之志”，釉色与景德镇御窑厂的“永乐青花”完全一致，却在钴料里检测出麻离拔砂金的成分——是明清时期“官搭民烧”的外销瓷，延续了宋人的跨文明工艺。
“盗墓团伙在阿拉伯海又有动作了。”林珊的语气带着凝重，电脑屏幕上是截获的加密邮件，附件是张《诸蕃水道》的伪造图，将“友谊礁”标为“黄金礁”。“他们根据汪大渊信里的‘珊瑚嵌瓷’记载，以为沉船里有黄金宝藏，却不知道真正的宝藏是稻种和技术。”她调出卫星监控，盗墓船的航线与朱纺的“通远号”惊人地相似，只是方向相反——从麻离拔驶向泉州，“就像历史在反向重演，只是动机完全不同。”
三国联合舰队在友谊礁展开拦截时，程远正站在直升机上俯瞰海面。晨光里，元代沉船的轮廓在水下若隐若现，周围的珊瑚礁因瓷片的折射泛着青蓝光芒，像块镶嵌在海上的巨大宝石。当盗墓者被制服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探测器正对着舱底的稻种仓库发出蜂鸣——那些七百年前的稻种，在海水的滋养下竟保存完好，谷壳上的“朱”字依然清晰。
在清理沉船文物时，张瑜发现了个青铜鼎，鼎内刻着“诸蕃共器”四个篆字，鼎足的纹饰融合了中国龙、阿拉伯凤凰和非洲狮的元素。鼎底的铭文显示，这是汪大渊在返航时，召集船上各国商人共同铸造的：“以宋瓷为范，阿拉伯铜为料，非洲砂金为饰，纪水道之通，志四海之和。”鼎内残留的谷物粉末，与东非试验田的杂交稻成分完全相同，证明它曾被用来盛放新收获的稻种。
半年后，“诸蕃共器”青铜鼎在联合国总部展出。开幕式上，程远团队用元代沉船出土的稻种，培育出的“新通远稻”首次公开亮相。稻穗的颗粒数不多不少，正好三十六颗——对应着《诸蕃志》记载的三十六国，每颗谷粒上都有微小的印记：或为汉字，或为阿拉伯文，或为梵文，合在一起正是“天下同谷”的意思。
朱纺与金花茶的后裔站在稻穗前，手里捧着那枚银戒指。阳光透过戒指的缠枝纹，在稻穗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与七百年前檀香木上的蛀孔光影重叠。“我的先祖们不会想到，”朱明远的声音带着哽咽，“他们当年交换的不只是货物，更是让后世子孙共享的饭碗。”金花茶的后裔则带来了三佛齐的传统稻作歌，歌词里竟有几句与泉州的民谣惊人地相似，都是“海为路，稻为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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