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站在甲板上，望着仿古船犁开的白浪。海图上“广州—三佛齐”的航线正被卫星定位系统实时标注，每个拐点都与《岭外代答》的记载分毫不差：“自泉州出发，经七洲洋，历上下竺，至三佛齐，凡四十日”。张瑜递来块新切的檀香木，阳光透过她特意钻的七个小孔，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他第一次在仓库里见到她时的模样——那天她也是这样站在晨光里，手里拿着片青花瓷，眼角的痣在光斑中若隐若现。
“你看，”她指着天边的北斗，勺柄正指向泉州方向，“七百年前的星星，还在为我们指路。”海平线处，初升的朝阳将海面染成金红色，与沉船上出土的金箔颜色完全一致，都是18K金特有的光泽。
船过七洲洋时，程远在日志上写下：“所谓诸蕃水道，从来不是分割世界的界线，而是文明交织的经络。”海风掀起纸页，露出夹在里面的半片青花瓷，与张瑜项链上的另一半严丝合缝——那是他们在朱纺沉船里找到的对碗，底款的“朱”字被岁月磨平，却在拼接处显露出完整的“和”字，笔触融合了汉、波斯、梵文三种书写风格：左边是汉字的“禾”，右边是波斯文的“?”，中间的横画用梵文的“?”连接。
远处的海面上，一群海豚正逐船而行，背鳍划破浪花的轨迹，像极了海图上那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航线，在蔚蓝的大洋上画出温柔的弧线。郑海峰用水下摄像机拍下这一幕，画面里海豚的眼睛反射着阳光，与沉船上出土的水晶珠饰折射的光芒完全相同，都是六棱形的折射面。
深夜的船舱里，程远和张瑜对着星图辨认星座。当北斗七星升至中天时，他们同时想起檀香木上的蛀孔。张瑜突然指着“天权”星：“《岛夷志略》说‘舟至故临，见天权星偏南三度’，原来他们用这种方式计算纬度。”她拿出随身携带的 sextant（六分仪），测量的数据与宋代记载误差不超过0.1度，“古人的智慧，一点也不比现代仪器差。”
程远拿出那枚银戒指，戒面在星光下泛着微光，朱、金两姓的錾刻处竟反射出不同的光泽——银质里含有的微量黄金，与麻离拔的砂金成分完全一致。他突然明白，这枚戒指不仅是爱情信物，更是贸易往来的见证：“你看这金银比例，正好是宋与三佛齐的兑换率——1:10。”
仿古船抵达三佛齐遗址那天，当地学者带来了件镇馆之宝：一块宋代檀香木，上面的虫蛀痕迹与程远带回的正好互补。拼合后，完整的航海日志显露出来，用三种文字书写：“第一日，出泉州，载瓷器百箱，胡椒五十担……第三十七日，遇风暴，失针，漂至兰里，补船三日，得蕃商相助，续行……”最后写道：“诸蕃虽异俗，然皆爱稻粱，重信义，故舟可通。”
程远突然想起那些沉船里的稻种，在仓库的培养皿里已经发芽，根系呈现出奇特的螺旋状——与三佛齐出土的宋代稻种完全相同。原来朱纺的船不仅载着瓷器香料，还带着与孙忠相似的使命——让更耐旱的稻种在南洋扎根。当地农民说，他们现在种植的“占城稻”，就是当年朱纺船队带来的，谷粒的形状与沉船上的稻种标本完全一致。
返航时，程远把那粒七百年前的胡椒籽种进花盆。在穿越马六甲海峡的那个清晨，嫩芽突然破土而出，子叶呈现出独特的紫红色——这是东南亚胡椒的典型特征。张瑜拍下这一幕时，镜头里同时框进了现代货轮与仿古船的帆影，背景是初升的朝阳，像极了《诸蕃志》扉页那幅“万国朝宗”图，只是图中的各国船只换成了集装箱轮与三桅帆船。
程远在照片背面写下：“水道会变，航向不变；器物会沉，文明不沉。”他把照片贴在航海日志的最后一页，旁边是朱纺的航海记录复刻本，两种笔迹在时光里相遇，竟有几分相似。
回到泉州后，考古队在市舶司遗址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藏着二十七个樟木匣，每个匣子上都刻着不同的蕃国名称。打开“麻离拔”匣时，里面的蔷薇水依然香气浓郁，瓶底的“孙记”与“朱记”烙印重叠在一起——原来孙忠与朱纺的贸易网络是相通的。最令人震惊的是，匣内还藏着一张完整的《诸蕃水道图》，标注着从泉州到东非的所有航线，与卫星地图的误差不超过五海里。
林新宇在整理这些文物时，发现了一本线装账簿，封面用鲨鱼皮装帧，边角磨损处露出里面的麻布衬里，经检测含有印度洋特有的海藻纤维。账簿第一页记录着“熙宁三年朱纺船货清单”，墨迹与檀香木上的航海日志完全一致：“青白瓷三百六十件，其中碗二百、盘一百、瓶六十，值银五十两；胡椒二百斤，值银三十两；蜜蜡五十斤，换蔷薇水三升……”最末页贴着片羊皮纸，用阿拉伯文写着“麻离拔商人阿里愿与朱君世世通商”，落款处盖着个红色手印，与银戒指内侧的指纹轮廓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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