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潜水时，程远带着航线图直奔目标区域。潜水灯照在块方形石板上，石板的纹路与图中的三角形完全吻合。当他按图中标记的顺序撬动石板边缘的暗扣，整面舱壁突然下沉，露出个隐藏的储物舱——里面堆满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物。
最上层是几十卷文书，大多是市舶司的贸易记录。其中份《宣和五年市舶司收支账》详细记载：“高丽国进奉人参二百斤，回赐蜀锦五十匹；辽国易去瓷器三百件，付银二百两；本朝得高丽布百匹，契丹马十匹。”账目的落款处，同时有宋、辽、高丽三方官吏的签名。
郑海峰在文书堆里发现了封信。信纸是北宋的“澄心堂纸”，却用契丹文书写，收信人是“大宋明州市舶司”。“是高永昌写的！”他逐句翻译，“信里说‘三国贸易，利在互通，愿置互市于黄水洋’，还建议‘以每月初三为市日，各举旗号’。”信封里还夹着片干枯的花瓣，经鉴定是高丽的金达莱，保存了近千年仍带着淡淡的香气。
张瑜在舱底的木箱里有了奇遇。箱盖内侧贴着张完整的《海道图》，用三种颜色标注航线：朱红为宋船，墨黑为辽船，靛蓝为高丽船，三条航线在“三国礁”交汇成朵莲花。图中的注释用三国文字写着“此处无界”，旁边画着个小小的交易市场，汉人、契丹人、高丽人正在用手势比划着交易。
“这是最早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规划图！”她用防水相机拍摄时，发现图的角落有行小字，“徐兢题”。突然想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记载：“余在高丽，见辽使与丽官共议海上互市，乃绘此图。”原来这是徐兢亲手绘制的。
程远在箱底发现了个青铜盒子，打开后里面是组完整的贸易量具：北宋的铜秤，砝码刻着契丹文；辽代的量斗，内壁有高丽的刻度；高丽的算盘，算珠上刻着汉文数字。“三国通用的计量工具！”他试着用铜秤称取沉船发现的银铤，重量正好符合《宋会要》《辽史·食货志》《高丽史·刑法志》中共同记载的“每铤五十两”标准。
当潜水队带着文物回到岸上时，林新宇正对着份检测报告发呆。“沉船木材的年轮分析显示，”他指着图谱，“这艘船建造于宣和三年，用的是明州的杉木，但船板的拼接工艺是辽代的‘鱼鳞接’，最后在高丽的港口完成组装——是三国工匠共同建造的！”
当地文保所的专家带来了新线索。他们在整理馆藏文物时，发现了本清代的《海疆志》，里面记载着段传说：“宣和五年，有三国船沉于黄水洋，船上载有‘通和宝’，能令三国息争。”专家指着书中的插图，“这‘通和宝’的形状，与你们发现的铜印完全一致。”
程远突然将铜印、金牌、航线图摆在起，发现它们能拼成个完整的圆形。“高永昌和徐兢的共同理想，”他指着圆心的“和”字，“是建立三国海上贸易圈。”他想起墓中那枚刻着“徐”字的戒指，“徐兢在《图经》里隐晦提到的‘海上盟约’，应该就是指这个。”
傍晚，考古队在沙滩上举行了场特殊的“三国宴”。用沉船发现的种子烹制的米饭，配着明州的海鱼、辽东的海带和高丽的泡菜。老王喝着米酒感慨：“祖辈说‘三国礁’的海水是甜的，因为融了三国的眼泪和汗水。现在看来，是融了三国的智慧啊。”
子夜，程远独自来到古墓前。月光下，墓碑的影子与沉船的轮廓在沙地上重合。他将那枚三国文字的戒指放在碑前，突然明白高永昌为何选择葬在这里——不是为了守护沉船，而是为了守护个跨越疆界的梦想。
离开沈家门时，程远的背包里多了样东西——那枚拼合完整的“通和宝”铜印拓片。车窗外，黄海的浪花正拍打着沙滩，将新的秘密藏进沙层。他突然想起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最后句话：“舟行鲸波之中，不知其几千万里，而瞬息可至。”或许千年前的航海者早就明白，真正的距离从不在山海之间，而在人心的隔阂与相通。
林珊翻着新出土的墓志铭拓片，突然念出段契丹小字的译文：“海无分宋辽，舟不分彼此。”程远转头望向窗外，恰好看见艘挂着中韩两国国旗的货轮驶过，船身的浪花里，仿佛还翻涌着宣和五年那艘沉船的影子。远处的灯塔正闪烁着光芒，与千年前那面青铜镜反射的光斑，在黄海的浪涛中完成了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回程的船上，张瑜将三国文字的贸易公平扫描进电脑，用现代技术修复了残缺的部分。当完整的公平出现在屏幕上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在那些古老的文字背后，是个超越时代的真理：海洋从来不是隔绝的屏障，而是文明交汇的通途。正如高永昌在墓志铭最后写的：“鲸波万里，不及人心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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