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们的装备，”张瑜检查着被没收的金属探测器，“对沉船位置很清楚，肯定有人泄露了消息。”她突然发现探测器的记录里，有个异常的信号点不在沉船区域，“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这里！”
顺着探测器的记录，考古队在沙丘后的风蚀崖发现了座古墓。墓碑一半埋在沙里，露出的部分刻着“高丽国三郎”五个汉字，被海风侵蚀得只剩轮廓，但旁边的契丹文墓志铭却异常清晰。林珊用拓片比对《辽史·百官志》，惊觉墓主人竟是辽代负责管理海上贸易的“南京道市舶使”。
“墓主人叫高永昌，”她翻译着契丹文，“是高丽血统的辽国人，曾任‘勾当市舶司’，负责与宋和高丽的贸易。《三朝北盟会编》里提到过这个人，说他‘善三国语，往来海上’。”墓志铭里还记载着个惊人信息：“宣和五年，护宋使舟，遇风沉于黄水洋。”
“这就是沉船的亲历者！”程远用洛阳铲探测墓道，“位置在沉船西北百米，显然是后人刻意葬在这里的。”他突然注意到墓碑的朝向——既不是辽人传统的东向，也不是高丽人的南向，而是正对着沉船的方向，“他想永远守着那艘船。”
郑海峰撬开棺椁时，众人都屏住了呼吸。里面的尸骨保持着奇特的姿势，右手紧握成拳。当他小心翼翼地掰开手指，枚金戒指滚落出来——戒面的青金石上，用钻石刻着三国文字的“平安”，内侧刻着个“徐”字。“是徐兢使团的人送的！”林珊突然想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的记载，“徐兢提到过位‘通三国语’的辽籍高丽译官，应该就是他。”
墓里的随葬品更是惊人。左侧的木箱里装着套完整的文房四宝：北宋的端砚，上面刻着契丹文的“书”字；辽代的松烟墨，却用高丽的漆盒装着；高丽的纸扇，扇面画着北宋的《海舶图》。右侧的兵器架上，挂着把宋剑，剑鞘是辽代的鲨鱼皮，剑柄缠着高丽的丝绦。
“这是座三国文化融合的墓葬！”张瑜拿起件玉佩，上面的纹饰是宋式的云纹、辽式的兽纹和高丽的缠枝纹交织在一起，“就像墓主人的身份，既是高丽人，又是辽国官员，还与北宋使团交好。”她突然发现玉佩的夹层里藏着卷绢纸，展开后是幅微型的黄海航线图，标注着宋、辽、高丽三国的巡检哨卡。
程远在墓壁的壁画前驻足。上面描绘着墓主人生前的场景：艘三桅船停靠在码头，船头插着宋、辽、高丽三国的旗帜，汉人官吏、契丹武士和高丽商人正在交接货物。最奇特的是码头的牌坊，匾额上同时写着三种文字的“市舶司”。
“这壁画证实了三国贸易的存在！”他指着壁画角落里的个细节，“看那个记账先生——正在用三种文字记录账目。”壁画的颜料经检测，使用了大宋的赭石、辽国的石绿和高丽的藤黄，与沉船丝绸的染料来源完全一致。
林新宇在陪葬的陶罐里有了新发现。里面装着几十粒保存完好的种子，经鉴定有北宋的占城稻、辽的粟米和高丽的大麦。“是三国农作物的样本！”他激动地说，“说明贸易不仅限于丝绸瓷器，还有农业交流。”陶罐底部的印记更令人惊讶——是明州、苏州（辽）、开城（高丽）三地市舶司的联合印记。
当考古队清理到墓底时，程远的小刷子碰到块硬物。拨开沙土，块方形的青铜牌露了出来，上面刻着“市舶司都监”字样，边缘镶嵌着七颗珍珠，对应着《宋史》记载的“七处市舶司”。牌背的凹槽里藏着卷羊皮纸，上面是高永昌的亲笔记录，详细记载了宣和五年那场导致沉船的风暴：“南风骤起，舟倾，护宋使货入水，余独存此牌。”
“原来他是沉船的幸存者！”程远将铜牌与沉船发现的铜印比对，“纹饰完全吻合，他后来把沉船的位置记在墓里，希望有人能找到。”羊皮纸的最后画着个符号——正是那面青铜镜的图案，“这才是铜镜的真正用途——指引后人找到沉船和他的墓。”
夕阳西下时，考古队将墓碑重新立起。程远望着远处的黄海，突然明白高永昌为何选择葬在这里。“他用自己的墓葬，完成了对那艘沉船的守护。”他将那枚三国文字的戒指放在墓碑前，“就像这座墓的位置，正好在宋辽高丽的海域交界处，象征着无界的贸易与友谊。”
次日清晨，程远被海浪拍岸的声音惊醒。他走出帐篷时，正看见张瑜对着朝阳展开那卷从墓中发现的航线图。阳光透过图纸上的针孔，在沙滩上投射出清晰的光斑，与铜镜反射的光点连成条直线——直指沉船的核心舱室。
“高永昌在图上做了加密标记，”张瑜用细线连接各个针孔，“这些点连成的三角形，正好是三国海域的交汇点。徐兢说‘舟行鲸波，以星为记’，他是用阳光和星象双重定位。”她突然指着图中最密集的针孔区，“这里应该有个重要舱室，就是雷达探测到的高密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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