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普陀山的晨雾里，程远正清理处依山而建的石砌营垒。夯土中的木炭经检测，距今1600年，正是孙恩起义的隆安三年（399年）。营垒入口的柱洞边缘，嵌着枚锈蚀的铜印，印文“征东将军”与《晋书》记载的孙恩自号完全吻合。
“你看这箭簇。”张瑜的声音从石缝后传来，她正用镊子夹起枚铁镞，“和南京出土的东晋官军箭簇不同，这是民间锻造的，箭头弧度更大，适合海战。”她的指尖划过镞尾的刻痕，突然认出这是浙东沿海特有的“鱼形”标记，与余姚河姆渡遗址的鱼骨纹饰一脉相承。
程远蹲下身，发现营垒地面的灰烬里混着极细的海盐。用显微镜观察时，竟在盐粒间找到片丝绸残片，织锦的纹样是五斗米道的“符录”，与四川青城山出土的东晋经幡完全相同。张瑜翻开《太平御览》，其中“孙恩据海岛，以道符聚徒”的记载，正好与残片上的符文吻合。
正午的阳光驱散浓雾时，机械臂在营垒西侧吊起块残破的船板。木材是本地的樟木，榫卯结构却带着明显的急造痕迹——显然是起义军仓促间赶造的战船。船板内侧的刻痕组成简易的海图，标注着从舟山到上虞的航线，每个转弯处都点着个小小的鱼形标记。
“水下有陶器！”潜水员的喊声带着兴奋。程远和张瑜踩着礁石跑过去，只见打捞上来的青瓷罐上，“永嘉”二字还很清晰。罐底的布纹印痕里，藏着极细的麻线，与营垒出土的箭囊残片同属一种工艺。张瑜突然指着罐身的水锈：“这是多次往返海岛的证据，釉色磨损程度显示至少航行了十次以上。”
傍晚整理标本时，程远在石缝里发现了缕红绸。纤维成分显示是蜀锦，与成都武侯祠出土的“日月星辰”织锦同属一种，只是上面的符文被海水泡得模糊。张瑜递来个密封袋，里面是枚从附近海域打捞的铜镜，镜面的反光里，竟能辨认出艘楼船的剪影，与营垒船板的刻痕完全相同。
上海松江的梅雨刚过，程远跪在处古城墙遗址里，清理块带字的城砖。“沪渎垒”三个字虽被风化，却仍能看出与《晋书》记载的袁山松所筑防御工事一致。城砖内侧的箭孔里，卡着枚铁镞，尾部的倒钩还缠着半段麻绳，纤维成分与舟山营垒的箭簇完全相同。
“这是孙恩义军的箭头。”张瑜抱着本《建康实录》走进来，指着其中插图，“公元401年，孙恩攻沪渎，杀袁山松，这里应该是激战处。”她的指尖划过城墙的夯土层，突然发现其中混着大量的贝壳，与舟山群岛的牡蛎壳成分一致，“起义军是从海上进攻的，带了海岛的贝壳来加固城防。”
程远摸出随身携带的拓片——那是去年在杭州东晋墓发现的《孙恩记》竹简，其中“楼船千艘，溯江而上”的记载，正与眼前的箭孔分布吻合。他突然注意到城砖边缘的血迹残留，经检测属于AB型血，与沪渎垒出土的官军骸骨血型不同，应该是起义军的。
“河道里有沉船！”郑海峰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程远和张瑜踩着泥泞跑过去，只见机械臂正吊起块残破的船舵，青铜轴套上的缠枝纹间，藏着个“恩”字。更惊人的是，舵叶的弧度经三维扫描后，与舟山营垒的船板刻痕完全相同，只是材质换成了更耐腐的楠木。
正午的阳光穿透云层时，张瑜在河道淤泥里发现了排铁锚。锚爪的磨损痕迹显示曾多次撞击礁石，与《晋书》记载的“孙恩舰队遇风触岸”完全吻合。她突然指着锚链的链环：“这是民间锻造的‘活节链’，比官军的‘死节链’更灵活，适合近海作战。”
傍晚的实验室里，程远用光谱仪分析那枚铁镞。金属成分显示其中含碳量极高，与浙东铁矿的矿石成分一致。张瑜突然推门进来，手里举着份报告：“沪渎垒的夯土里发现了五斗米道的符录残片！文字内容与舟山营垒的丝绸完全相同。”程远盯着报告里的显微照片，符录边缘的波浪纹，像极了他在船板上见过的航线刻痕。
连云港外的郁州岛（今连云港市东海县附近）上，仓体的“晋安”字样虽模糊，却能辨认出与《晋书》记载的卢循占据广州后的年号一致。陶仓底部的排水孔里，卡着颗炭化的稻谷，经检测是岭南品种，与广州出土的东晋稻种完全相同。
“这是起义军从广州带来的粮食。”张瑜抱着块从附近海域打捞的船板走进来，“你看这木材，是岭南的荔枝木，与郁州岛的本地树种完全不同。”她的指尖划过船板内侧的刻痕，突然认出这是幅简易的海图，标注着从广州到郁州的航线，每个港口都点着个小小的火焰标记——那是五斗米道的祭坛符号。
程远蹲下身，发现陶仓周围的沙地里散落着不少铜钱。其中一枚“五铢”钱的边缘，竟刻着个“循”字，与《晋书》记载的卢循私铸货币完全吻合。张瑜递来个密封袋，里面是枚铜印，印文“平南将军”正是卢循占据广州后的封号，印钮的蟠螭纹与郁州岛出土的官军铜印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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