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内，随着太子朱见深对林枫的加封与挽留，那看似惊涛骇浪的权力交接第一关，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平稳方式度过。林枫以退为进，不仅消弭了部分潜在的猜忌，更在法理和情理上，将自己与新朝牢牢绑定。镇国大将军、太子太保，仍总督北疆及京畿神策卫军事务——这份殊荣与权柄，在如今的大明，已是人臣之极。
然而，殿内百官心中皆是雪亮。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平静。真正的角力，现在才刚刚开始。
果然，接下来的朝会议程，瞬间变得刀光剑影。
首要之事，便是内阁与六部九卿等重要官职的填补。王振乱政时，忠良罢黜，宵小充斥，如今空缺极多，每一个位置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
以商辂为首的清流老臣，自然希望推举品行端方、素有威望之人，尽快恢复朝廷纲纪。而一些在王振时期虽未同流合污、但也明哲保身，甚至暗中与北疆有过联系的官员，则希望能借此机会更进一步。更有甚者，一些原本依附王振、但见机得快、早早“反正”的官员，也在暗中活动，企图保住权位或改换门庭。
一时间，朝堂之上，举荐、争论、甚至隐晦的攻讦不绝于耳。
“臣举荐原南京礼部侍郎XXX，其人清正廉明，学养深厚，可入阁参赞机务……”
“臣以为不妥，XXX年事已高，恐难当繁剧。不如……”
“吏部左侍郎一职，关乎铨选，非德才兼备者不可……”
林枫大多时候保持沉默，只在涉及北疆相关职位，或军事部署时，才会出言陈述利害。他的态度很明确：北疆系将领官员的安置，必须合理，不能寒了功臣之心；同时，对于朝廷中枢的人选，他尊重太子和商辂等老臣的意见，不轻易插手，但也绝不会容忍无能之辈或心怀叵测者占据要津。
这种克制的态度，反而赢得了许多中立官员的好感。
经过数日激烈的争论与妥协，新朝的核心班底终于初步拟定。商辂众望所归，出任首辅大学士；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分任次辅及六部尚书；徐子凡因救驾、谋划之功，被破格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参与机要；孙世安则出任户部左侍郎，负责打理战后千疮百孔的财政。一些确有才能的北疆系文官，也被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而马奎、沈岳等将领，除了原有的军职，也各有封赏，明确了在神策卫及边军体系中的地位。
这个名单，基本体现了“新旧结合，平衡各方”的原则，暂时稳定了朝局。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可以稍稍喘息之际，关于如何处置王振余党的问题，再次将朝堂引爆。
一部分官员，尤其是那些曾深受其害、家人门生遭戮者，激愤异常，要求彻查严惩，凡与王振有过从者，皆应论罪，甚至有人提出“瓜蔓抄”，株连其党羽亲族，以儆效尤。
而另一些官员，或是出于稳定考虑，或是自身也曾与王振势力有过些许不清不楚的往来，则主张“首恶既除，胁从不问”，认为若追究过甚，恐造成朝堂动荡，人人自危，不利于新政推行。
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人当庭痛哭流涕，控诉王振罪行，气氛一度极为紧张。
御座上的朱见深，看着下方纷争的臣子，年轻的脸上露出疲惫与为难。他深知彻查的必要，也明白稳定的重要。他将目光投向了林枫和商辂。
商辂出班，沉声道：“殿下，王振祸国，罪孽深重，若不严惩，无以告慰忠魂，无以肃正纲纪。然，朝廷经此大难，元气未复，若追究过广，确易生乱。臣以为，当以《大明律》为绳，首恶必办，如东厂核心档头、‘暗影’骨干、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罪行昭彰者，决不姑息！至于其余依附、行贿、或被迫屈从者，可视情节轻重，予以罢黜、降职、或令其戴罪立功，如此，既可明法度，亦可安人心。”
这是一个相对稳妥的建议。
林枫此时也开口道：“臣附议商阁老之言。然臣补充一点，清查之事，需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同办理，务必证据确凿，程序公正，避免冤狱，亦防止有人借机排除异己，公报私仇。”
他的话，隐隐指向了那些可能想借清查之名行党争之实的官员。
太子朱见深闻言，点了点头：“二位爱卿所言甚是。便依此办理。三法司需秉公执法，既不枉纵，亦不滥刑。此事，由商阁老总责监督。”
清查余党的大原则就此定下，但具体操作中的明争暗斗，恐怕才刚刚开始。
朝会连续数日，终于将几件最紧要的大事初步议定。新朝的骨架，算是勉强搭建了起来。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精疲力竭，但更多的是面对百废待兴局面的沉重压力。
散朝之后，林枫回到京营行辕，徐子凡与孙世安紧随而至。
“王爷，今日朝堂，可谓步步惊心啊。”孙世安揉了揉发胀的额角，“官职安排，余党清查，看似尘埃落定，实则暗藏机锋。尤其是那些清流，对王爷您……虽表面恭敬，但眼神深处，未必没有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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