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的春天，南京城外的龙江关，江风依旧带着寒意，吹拂着郑和花白的鬓发。一道期盼已久，又沉重无比的诏书，终于从北京抵达：命郑和再度出使西洋诸国。
他只是缓缓抚摸着那卷黄绫，深邃的眼眸中，翻涌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有夙愿得偿的释然，有深知重任在肩的凝重，更有一种与年龄相称的、洞悉世事后的悲壮。
年届花甲，精力已大不如前，早年征战和长期航海留下的旧疾，尤其是那困扰他多年的足疾，在阴冷天气里总是隐隐作痛。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景弘，”他唤来同样已显老态的王景弘，声音沉稳依旧，“陛下信重，你我老骥，尚能饭否？”
王景弘胸膛一挺，尽管腰背不如当年挺拔，眼中却迸发出久违的火光：“郑公放心！末将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劈几次风浪！”
然而，重启远航的筹备工作，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首先便是船只。
当年叱咤风云的庞大宝船队，如今大多静静地停泊在太仓、刘家港等地，任凭风雨侵蚀数年。
船体需要大规模的检修、加固，甚至部分更换木料；帆缆索具大多朽坏，需要重新打造；那些精密复杂的罗盘、更漏、牵星板等导航仪器，也需逐一校对、修复。
龙江宝船厂再次燃起炉火，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日夜不息，但熟练的老匠人已流失不少，进度缓慢。
人员更是棘手。当年随他们远航的精壮水手、官兵，有的已老去，有的被编入其他卫所，有的则早已解甲归田，安享太平。
重新招募令下发下去，应者虽众，但多是未曾经历过远洋风浪的新兵蛋子，需要从头开始训练。
反对下西洋的声音在朝中从未停息，此时更是甚嚣尘上，不断以“耗费国帑”、“劳民伤财”、“老迈不堪重任”等理由上书劝谏，在物资调配、人员征调等环节处处设阻。
郑和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不为所动。他拖着不甚利索的腿脚，亲自巡视每一艘正在修缮的船只，检查每一处关键榫卯；他坐在校场的高台上，看着王景弘等人操练新兵，不时提出严厉的要求；
他更以惊人的耐心与户部、工部乃至兵部的官员周旋，据理力争，为船队争取每一份必需的物资和给养。他的身体在衰老，但他的意志，却在这次最后的集结中，淬炼得如同百炼精钢，坚定无比。
在一次查看宝船龙骨修复时，郑和脚下不慎一滑，险些摔倒，幸亏身旁的王景弘眼疾手快扶住。
“郑公！”王景弘担忧地看着他苍白疲惫的脸色，“您……您要多保重身体啊！此行万里，不比从前……”
郑和摆摆手，站稳身形，目光依旧紧紧锁在那巨大的船骨上，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无妨。这把老骨头，就算扔在海上，也要扔在该扔的地方。”
宣德六年冬，经过近两年艰难曲折的筹备，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终于基本就绪。规模虽不及永乐年间的鼎盛，但也有宝船六十余艘，人员近三万名，显得更加精干、务实。
临行前，郑和做了一件令许多人意外，又似乎在意料之中的事。他奏明朝廷，请旨前往福建泉州。名义上是视察海防，顺道祭祀海神，但王景弘等老部下心中明白，郑公此行，别有深意。
泉州，这座见证了无数海商扬帆起航、也迎接过无数游子归来的古老港口，对于身为穆斯林的郑和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泉州城东的灵山，坐落着传说中的伊斯兰先贤“三贤”、“四贤”的圣墓。这里，是无数漂洋过海的穆斯林心中的圣地。
郑和轻车简从，来到灵山。他屏退随从，独自步入圣墓所在的山院。院内古榕参天，气氛庄严肃穆。他洗净双手，整肃衣冠，以最虔诚的穆斯林礼仪，进行了长时间的祈祷。没有人知道他在真主面前祈求了什么，是航行的顺利？是使命的达成？还是……对自身归宿的某种预感？
祈祷完毕，他命人找来当地最好的石匠。
“在此立一碑，刻上碑文。”他口述，由通事记录并翻译成阿拉伯文和中文。
碑文记述了大明皇帝派遣他屡次远航、抚谕西洋诸国的事迹，颂扬了皇恩浩荡与真主的庇佑。最后，他特意加上了自己的名讳——“大明国使者郑和”，以及此行出发的时间。
当石刻的锤凿声叮叮当当响起，在寂静的山林中回荡时，郑和静静地站在一旁，凝视着那块逐渐被文字覆盖的石碑，目光悠远而深沉。这仿佛不是在记录功绩，更像是一种安排，一种交代，一种对着圣地和历史的、无声的告别。王景弘站在不远处，看着郑和清瘦而挺直的背影，鼻尖莫名一酸。
完成这一切，郑和仿佛了却了一桩重大的心事，神情反而更加沉静。船队最终在福建长乐太平港集结，准备扬帆。
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初），海风凛冽，但阳光正好。郑和再次登上了熟悉的宝船舵楼。他身上穿着御赐的麒麟绯袍，外面罩着挡风的披风，花白的须发在风中飘动。他拒绝了旁人搀扶的好意，坚持自己站立在船头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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