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乞和的国书，如同一份厚重的捷报，奠定了大唐在西域的绝对霸权。然而，对于杜丰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臣服，仅仅是开始。如何将这片广袤而复杂的土地，从名义上的宗主权，转变为坚实有效的直接管辖，才是真正考验帝国智慧与能力的难题。
长安，尚父府的书房再次成为帝国西陲未来的蓝图绘制中心。炭火盆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却驱不散杜丰眉宇间那凝重的思虑。他面前摊开着巨大的西域舆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北庭故地、新抚的吐蕃诸都督府，以及刚刚通过战争确立影响力的葱岭以西至药杀水（锡尔河）的广阔区域。
“大食虽暂退，其心未泯。西域诸国，虽表面臣服，其心各异。吐蕃旧制虽破，其俗犹存。”杜丰的声音在寂静的书房中响起，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冷静，“若依旧沿用旧制，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而治之，权责或有重叠，政令难免分歧，日久必生隙障，恐非长久安边之策。”
侍立一旁的刘晏、兵部尚书及相关衙署主官皆凝神静听。他们知道，杜丰即将提出的，将是足以影响帝国西陲百年格局的重大决策。
杜丰的手指在舆图上划过，最终将安西、北庭、吐蕃四都督府（拉萨、羌塘、朵甘、象雄），以及此次西征新稳固的怛罗斯、碎叶等葱岭以西战略要地，全部圈入一个宏大的范围内。
“臣意，奏请陛下，裁撤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建制，”杜丰此言一出，众人虽早有预料，仍不免心中一凛，“合其地，并新抚吐蕃、西征所获之疆，设立——西域大都护府！”
“西域大都护府……”刘晏轻声重复，眼中光芒闪动，“总揽万里疆域，权柄之重，前所未有。”
“非止于权柄，更在于统合。”杜丰语气坚定，“西域之地，种族繁多，语言各异，绿洲、草原、雪山大漠交错，治理之难，远超内地。必须有一个权责统一、号令严明、资源集中的最高机构，统筹一切军政要务，方能避免政出多门，应对错综复杂的局面。”
他详细阐述了他的构想：
其一，确立治所与辖区。
以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根基深厚的疏勒城为西域大都护府治所。其辖区东起阳关、玉门，西至药杀水与大食划界，北抵金山（阿尔泰山），南括昆仑山与吐蕃故地。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安西、北庭及新抚之地，彻底融为一体。
其二，明确职权与架构。
西域大都护，由皇帝直接任命，位比亲王，持节，总揽辖区内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司法及外交大权。其下，设长史、司马等文职佐官，负责民政、赋税、司法、教化；设都知兵马使、节度副使等武职，统辖各部镇军、守捉、烽燧。仿照中央六部，在大都护府内设立相应的曹署，如户曹（户籍赋税）、兵曹（军务）、法曹（刑狱）、工曹（工程屯田）、礼曹（教化外交）等，形成一套精简而高效的行政体系。
其三，推行郡县制与羁縻制并行。
在汉民较多、基础较好的核心区域，如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碎叶等地，直接设立郡、县，派遣流官治理，推行均田令、租庸调制（或两税法），建立与内地无异的行政体系。
在游牧区域、部落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羌塘、部分河中地区），则实行羁縻统治，册封原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承认其一定自治权，但必须接受大都护府管辖，承担兵役和贡赋，并派遣长史或司马进行监督和“教化”。
其四，强化军事布防与交通网络。
以疏勒、碎叶、于阗、逻些（拉萨）为四大核心军镇，驻扎重兵。重建并完善烽燧系统、驿站网络，确保政令军情传递畅通。大力推行军屯、民屯，尤其是在战略要地，力求粮草部分自给，减轻内地转运压力。
其五，经济文化融合。
命令“兴业社”全面进入西域，依托丝绸之路，大力发展东西贸易。同时，引进内地的先进农业技术（如坎儿井、代田法）、手工业技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各郡县治所设立官学，推行汉文、儒经教育，鼓励胡汉通婚，促进文化融合与认同。
“尤其重要者，”杜丰强调，“乃是废除各地不合理的旧俗恶法，如吐蕃之奴隶制，当坚决推行解放奴婢之政策。颁布统一的、宽简的律法，示人以信，待人以公。唯有让西域各族百姓，皆能感受到王化之恩，得享生民之乐，方能收其心，固其土，使其地永为华夏之屏障，而非暂附之累赘。”
刘晏抚掌赞叹：“尚父之策，思虑周详，深谋远虑！此非徒设一官衙，实乃为帝国经营西域，立万世之基也！合则力强，分则力弱，统一号令，确为必要！”
兵部尚书也道：“军事布防层层递进，核心军镇与羁縻之地互为犄角，可保无虞。”
数日后，紫宸殿内，杜丰将这份详尽的《西域大都护府建制方略》呈于代宗皇帝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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