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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9日……星期一……晴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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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的忙乱、焦急、无奈、气愤，随着歌咏会的结束统统都离我而去，只剩下无限的思考和反省。
组织班上所有人到看台实地彩排是一件兴师动众的事，自打那有且仅有的一次彩排后，因为觉得举着牌子挥舞是件很简单的事，就只做了口头交代，没拿着牌子演练。因为没有资金，寻找数量、大小合适的牌子也是件难事，直到表演前一天，班头才确定可以从学校借到几块合适的薄板作为牌子的底板，上面贴上我们需要的字画。
字画的事又落到了我头上，中午自费到街上去买了几大张宣纸，裁成比木板略大的尺寸带到姥姥家。我央求姥爷在宣纸上按我们的需要写毛笔字，我负责画画。姥爷在县城老一辈的书法界里是小有名气的，只是年纪大了加上天生对“写字”这件事的恭谨，他下笔前总反复跟我确认要求，并再三斟酌，就显得格外磨叽。为敦促姥爷写字更有效率些，我便在一旁做添水磨墨、递送纸张的小助手，并不断给予言语上的肯定。待姥爷手哆哆嗦嗦写完七八个大字，离下午歌咏会开始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匆匆完成简单的图案画，把字画用风扇吹干后迅速与报纸间隔叠放卷成纸卷，抄上纸卷就骑车往学校飞奔。
刚进校门，就看到各班已经陆续搬着凳子往操场走，我赶紧锁上自行车，马不停蹄地跑去教室找班头。班头从教室后面的工具区搬出借来的木板，我拿出准备好的浆糊，两人手忙脚乱地把字画糊在木板上。天渐渐阴下来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男生们把糊好字画的木板边往操场上搬，边抱怨：“别举牌子了，这木板挺重的。”“这看着就要下雨了，说不定会演不成，要不就放教室别搬到操场上去了……”，我也担心地看了看天，云压得越来越低了。
作为一个指挥，在台上要顾的事太多，千头万绪，生怕哪个环节出错。轮到我们班上台，合唱的男女生分别从两侧上台站定，领唱和我再上台。伴奏声起，领唱第一句进入没问题，合唱声音较小，问题也不大。最担心的没彩排的“举牌子”环节果然出错了：第一首歌间奏应举牌子左右摇晃，我冲举牌子的人做手势，他们却在愣神，有一两个记得的举了起来，不记得的人等反应过来已经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这样牌子三三两两、起起落落。很快，轮到我念两首歌中间的串场词时，我还在遗憾牌子举得不整齐，一回头说话靠话筒太近，音响发出尖锐的啸叫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第二首歌的末尾合唱挥手，举牌子的应该先随合唱人的挥手左右晃动再抖动，结果又是三三两两歪七扭八地举起牌子，我拼命冲他们晃头使眼色示意要晃动，也都没晃。我正要接受“不晃动只是效果差点、还看不出来是出错”，又发现汪帆举的牌子忘记翻面，举成了第一次的字，举起来后在空中翻面，让所有人都看见了他出的错。结束时，有两个举牌子的想起来要抖动，在忘记抖动的大多数里，抖得像极不协调的胃痉挛。不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失误了，还是筹备甚久的这件事总算结束了，能感觉到几乎所有人下台时都泄了口气，队形也稀松散漫起来。
我们班唱完后，天就开始飘起了细雨。这时节的黄梅雨并不大，牛毛般细细密密的。之前那些声称木板重不愿举牌子的人纷纷把牌子举过头顶挡雨，坐在举牌子旁的人们也纷纷凑到牌子下躲雨。不想牌子字画上的颜料蹭到身上，他们想也不想一把撕下字画扔在地上。如果说台上明显的失误是因为排练不充分导致的，我还比较好想，这毫不犹豫直接糟蹋姥爷和我牺牲午睡赶制的劳动成果，却让我不忍直视。人都是利己的……
剩下的表演不多，各班都还在细雨里坚持着，其实只是在等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的那句话。散场的路上遇到认识的人，他们都夸我们班领唱唱得好，我也就笑笑，不说什么。活动结束，和班头去还木板，叫上了陶然帮忙，我一路抱怨我和姥爷的付出没人珍惜，他就默默听着，什么也没说。既不附和，也不劝慰。是的，他是个极好的听众，可这时我不需要听众，我需要一个可以交流、给我安慰和支持的人，需要一个坚实的足可依靠的肩膀。他的沉默和内敛告诉我：他不是那个坚实的肩膀。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总算结束了。放学了，教室不是我想呆的地方，带着我的紫箫骑车到抚平湖畔，背后的车疾驰而过，带来短暂的光亮和轰隆的车鸣，面前的湖，风吹浪滚，汹涌地拍打着岸边，似倾诉也似发泄。我沉浸在自我营造的凄清的箫声中。我错了，这世界不需要大公无私的人，不需要全身心奉献投入的人，不需要！这世界只要精明人与他周旋，不需要傻子被他愚弄——他对这种傻子不屑一顾，我与这世界互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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