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事乐京担任黄州酒税，有时还会给苏轼送一些酒，拉上苏轼一起去天庆观观醮。
荆南人乐京，为布衣时，乡里称其行义，事母至孝。助役法推行之时，乐京上书曰：提举常平官言不便。遭提举官劾之，诏夺着作佐郎。经十年，乃复官，监黄州酒税。
此人亦善诗，所以说，二人也在一起诗词唱和，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三月十一日，苏轼在杭州的老搭档陈述古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刚到黄州时的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苏轼只有给老前辈或老朋友们写信倾诉自己的苦闷。他在给司马光老先生的信中，苏轼说道，自己被流放到这一偏僻之地，就像生活在井底，丝毫不知道洛阳的消息，不知道老先生您近来吃饭与睡觉如何？
苏轼觉得，自己因懵懂无知、爱好表现而获罪，说到底灾祸是自己招致的，这一点自己无话可说。
只是因此事又牵连了不少的朋友，使得自己非常的痛心！虽然说，他的老前辈都高风亮节、气度不凡，不会因为一点牵连就黯然失色，但是毕竟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想到这些，自己仿佛是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如今在黄州，自己就住在距离江边不到十步远的距离，耳边整日都是是不绝于耳的江涛声。一日之内，江岸边的江南群山就如画卷般展现在面前的几席上一般，这种感觉是此前从没有过的。
在这里缺这少那，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野菜粗食，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拜会司马大人的机会遥遥无期，想起来不免心生惆怅。
到黄州后，苏轼一直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老朋友王巩，好在苏轼刚到黄州不久就收到王巩的书信，王巩在信中问询苏轼每天都干些什么？
苏轼回信说，自己从信中知道了老朋友的一些当下的消息，已稍稍化解了信中的优思。自己每天随和尚们吃些素食淡饭，闲了就去溪水里钓钓鱼，到附近山上采些草药，聊以消磨时光。
当然，苏轼刚到黄州时，也有不少的朋友来信相慰，像李公择、元净（辩才）、道潜（参寥）、法言等都是苏轼的至交，都没有因为苏轼的被贬而疏远他。
特别是章惇，在苏轼获罪人皆避之不及之时，给苏轼来了书信，还在信中对苏轼关爱有加、嘘寒问暖。
苏轼回信说，自己以前的缺点与过失就很多，好在有着自由与章惇极力劝诫。但是自己却刚愎自用，不以为然，而到了监牢中时，才追悔莫及。当时料想自己必死无疑了，不想圣明的君主宽大为怀，又让自己苟活于人间。
如今，每天只有痛加悔恨自己的罪过，循规蹈矩与安分守己，才能赎回一点点自己的过失。
苏轼告诉章惇，黄州这个地方偏僻落后，天气多雨，景色混混沌沌的，只是鱼虾柴米等物价比较便宜，倒是适合穷人们的生存。自己多年来没有多少积蓄，现在又被停了俸禄，自己尚且能够跟着和尚们吃些斋饭，不知家人们过来后怎么生活。
如今家眷们还在子由家里，子由的子女众多，早已是负债累累。
苏轼还告诉章惇，自从到达黄州后，只出去拜见过一次太守，从那以后就闭门不出，在家看看闲书，也多是佛经类的书籍，笔砚算是不敢再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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