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消息传回洛阳朝廷时，自然举朝皆惊，许多时流都没想到契丹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东胡部落所发动的反叛居然能壮大到如此声势。
毕竟垂拱以来，朝廷在对外征战方面虽然战绩并不乐观，但所面对的敌人也都是突厥、吐蕃这样的强敌。
在时流观念中，契丹等东胡诸部不过是在安东都护府管制下的羁縻部落，本身实力有限，即便有叛，顶多也只是区域性的骚乱，成不了大祸。甚至就连安东都护府的设置，最大的军事意图也并非防备契丹，而是为了管制分散在辽东与辽西之间的高句丽等三韩遗民。
这一次契丹的叛乱，不独让东北的羁縻局面为之崩溃，在地域上也隔绝了朝廷对原高句丽、百济等旧地的统治，甚至战火直接席卷到河北大片州县之中。
这样的胡祸，简直是大唐立国以来所没有的。虽然说贞观初年也有突厥兵临渭水之危，甚至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默啜寇掠河东道诸州，但突厥乃是大漠上长久以来的霸主，其为祸深重也并不让人意外。
可契丹这样一个东胡杂种，许多普通的民众甚至都不知东北有此部落，竟骤然势大、席卷小半个河北，这对时流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远远超过了突厥的祸害。
洛阳本来就是大乱新定，秩序虽然重建起来、但仍然很脆弱。当听到河北近半州县已经陷落时，城中氛围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骚乱。
特别是一些刚刚从河东返回都畿的原天兵道卒众，由于担心朝廷或会出尔反尔、将他们重新征募入伍、投入河北作战，甚至都出现了一些逃散的情况。
尽管李潼心知契丹叛乱不容小觑、也为此做了许多针对性的计划，但当此事真正给时局带来冲击的时候，也是不免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稳定都畿人心局面，他甚至亲赴都畿诸城门前，召集坊曲乡民，当众宣布朝廷对平灭契丹叛乱已有整体规划，河北的战事也绝对不会影响到都畿周边已经实施的政令。
当然，面对这种群众性的恐慌，语言的安抚总是苍白无力，唯有行动才最有力量。
陕西道的卒力征发一直在进行着，此前还一直以卫戍都畿为名义，至于眼下则就不必再作掩饰了，直接号为辽东道行军，同时以原冀北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为辽东道前军大总管，原冀北道行军旗号转为辽东道前军。
与此同时，宰相姚璹为辽东道中军大总管，即日率领新抵洛阳的五万西军渡河北进，并将陇右的娄师德召回朝中，为辽东道后军大总管。
国之大征，宰相掌军，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惯例。至于具体的战事进行，当然还是以诸军总管为主，借用宰相的权威来节制并调度诸军。
辽东道前军人事结构可以无作调整，中军则仍以李潼的西军老班底为主，五万人马共分为十三路行军，唐先择、杨显宗等西军旧将们各领总管。
当然，朝廷原本的武将群体，李潼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外，但所任用的主要还是原高句丽与百济王族。
启用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真正让他们率军上阵厮杀，主要还是为了感化并招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三韩遗民，让这些人不要过多的参与到契丹叛军中，甚至组织一批城傍以威胁契丹后路。
虽然这一部分安排也不必寄望太高，真正决胜此役的还是正面战场上的战斗，但毕竟也是惠而不费。若能收效自然最好，就算没有什么效果，朝廷所损失也不过几张制敕告身。
六月中，诸路大军便悉数开拔。如此大规模的人马调度能够如此有效率的完成，也在于李潼前期的准备尚算充足，除了原行台人事的调度之外，物资的筹措同样比较及时。
在朝廷直遣甲员的引护下，江南的漕米已经有一部分运转北上，十万斛漕米俱用作军粮，直接沿大运河进入魏州，并顺着漳水河道继续北进，输送到冀州等前线地区。
在中路大军开拔的前夕，朝中又发生一桩小插曲，那就是王孝杰请战。
此前王孝杰斩孙佺而入朝，但因为应答失意而一直赋闲邸中，没有给予新的任命。
这一次河北大乱，王孝杰自然也是摩拳擦掌等待掌军平叛，可是眼见到诸路总管俱已任命完毕，甚至就连陇右的娄师德都被召回任命，偏偏王孝杰不在其中。
王孝杰对此当然忍耐不住，他本就有几分闻战则喜的武人性格，此次用兵河北又是新朝第一大的军事行动，若不能列身此中，对他而言也是一大遗憾。不仅仅只是被投闲置散的失落，甚至隐隐有几分羞耻。
所以王孝杰也是频频请战，因为没有在朝常职而不能出入皇城，索性每天直立于端门，就这么瞪眼望着出出入入的朝臣们，那眼神凄怨的让人心酸。
王孝杰这么不遗余力的刷存在感，李潼想忽略他也难。特别讲到旧勋，王孝杰确是如今在朝武将的第一人，就算他不主动请战，朝臣们也多有进言，希望王孝杰也能前往河北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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