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是合家共渡佳节的年尾时节，结果因为突厥的入侵，整个神都城都笼罩在一股战争的阴云里，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节庆。甚至连朝廷一些必要的礼事都能免则免，整个朝廷上下都紧张的等待着河东所传来的后续战报。
朝廷方面的反应不可谓不迅敏，五千羽林军过河之后便向并州驰援而去，昼夜兼程、不敢贻误，并很快便在太原南部的清源遭遇了突厥贼军。这一战，突厥贼军以逸待劳，大破五千羽林军。
当这一战报传回朝中的时候，举朝哗然，突厥入寇所带来的威胁直线上升，皇帝李旦自是震怒不已，与突厥此战不仅仅只关系到当下的内外局面稳定与否，更直接决定了后续朝廷威严能不能重新树立起来。
神都革命以来，陕西道大行台捷报频传，屡破贼寇，已经让朝情人心焦灼有加。此番突厥入寇，本以为是朝廷宣威的良机，却没想到首战便是大败亏输的局面，这结果实在让人不能接受。
盛怒之下，皇帝直接下令遣使入军收捕督战不利的朔方道大总管李怀远，拿入神都问罪，要严惩这败师辱国的庸臣。
但问罪量刑还在其次，眼下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继续布置反击。在后计相关的讨论中，朝臣们也清晰的分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便支持由陕西道大行台出兵河东，自突厥入寇的消息传入两京，陕西道大行台便一直在殷切请战，奏书一日数达，态度可谓积极。
行台甲伍大置，单纯的军事力量方面，无疑是要远远超过了朝廷。朔方道行军前锋的那五千羽林军，已经是朝廷在短期内能够征调出征、为数不多的精锐力量，结果却被突厥伏击落败。后续虽然仍还有卒力继续征发北调，但无论是武装水平还是战斗力，都要大大落后于前锋精锐。
而且突厥贼军竟然已经出现在并州南部，可见其席卷之势已经极为严重。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没有收到太原陷落的消息，但突厥围点打援之势已成，后续如果没有精军投入作战，实在很难扭转这样一个恶劣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忌惮而仍然不许行台西军出战，这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太原作为唐业龙兴之地，一旦被突厥攻破，那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将是致命的。
须知就在边情最失秩序的武周时节，突厥虽然连年躁乱，但其贼势也难以突破到并州境内。一旦北都告破，那么大唐多年以来所塑造的威震四夷的形象将毁于一旦，各边羁縻秩序或也将因此而彻底崩溃。
但反对行台出兵的声音同样很大，突厥默啜或是南来的豺狼，但雍王却是国中的困龙，一旦放开了对雍王的限制，那所带来的后果将更甚于突厥的肆虐。
“突厥游荡之贼，所趁唯河东诸州虚弱无备，一时或成扫荡之势，但必然难久。凡其寇掠之境，唯是偏僻乡野，克城极少，可知并无攻坚之能。朔方道驰援之军所以战没，非技力逊于贼胡，劳师疲远，违时浪战，才为贼所趁。”
殿中监姜曦新近拜相，得参军国机要，是坚决反对行台西军出兵的。不独姜曦，政事堂中绝大多数的宰相都不赞同行台出兵。
宰相韦巨源也举手发言道：“太原城高池阔，居民十数万有余，或因困势而一时有扰，但突厥贼军想要破城也是万难。贼众出入于漠南，或还可趁地境辽阔而掩藏贼踪，河东山河表里、地势勾结制约，实非纵横之地。贼势穷恶，或奔波掳掠，但绝难势成分割，譬如郊野饿狼，饱食则遁。
诸州县但得据地而守，不作贪功浪战，贼情势必难久。待其退走之际，朝廷再使精军追尾于后，自可破其归程之中。此前西军破贼河曲，所因正是如此计略。”
“但河东乃是社稷腹心，两京肱骨，若纵容贼军从容洗劫，乡土士民必将深遭灾难，朝廷威德也将大受损伤。追踪破贼，若能得计诚然是好，可贼徒若是遁走、追之不及，享此一利，来年河东诸州恐将成贼之仓邸！”
宰相李思训不无担忧的说道，他以宗亲而拜相，虽然大事小情不会违背皇帝的意愿，但与陕西道大行台本身也没有太大的立场冲突。眼下让行台出兵，已经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只需一纸调令，数万西军便可过河杀贼，完全不需要因势苟且。
兵部侍郎孙元亨同样赞同行台出兵，其人乡籍本就河东，对河东局面安危要更加关心，更兼身为兵部官长要更加清楚如今朝廷所拥有的武力：“此前南衙诸卫各自持敕、下州督运钱粮，朝中已是兵荒。今羽林军战没，更少精甲可用，方今河东诸州，唯乡义团练护卫城土，更无出击之力。若真纵容贼徒席卷而去，实无骑甲可以追阻于贼归途……”
政事堂诸员意见已经不能统合，各自有所坚持。至于本该主持协调的中书侍郎韦承庆，这会儿则只是默然于席，一言不发。
即将入都遭受制裁的朔方道大总管李怀远，本就是他所荐用之人，皇帝不顾临阵换将之大计而追惩李怀远，本身就是在释放对他已经极为不满的讯号，所以他这会儿无论再发表什么意见，只怕都不会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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