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持续到第九天，东线战况已难维持阵形，鼓点早已打不出节奏。
明军依旧按部就班地推进，他们不急不躁，像磨刀一样缓慢地削着日军的防线。
而西军已再难轮换兵员。有些连队阵亡一半还要硬撑，有些营头早在第五天就伤退，换上来的是根本没见过血的乡兵。
夜袭、偷袭、火攻、尸堆、断肢、焦骨……这些名词成了壕沟里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田村正助躺在一处被火炮炸出的弹坑中，左臂裹着发臭的布条，伤口早已化脓，碰一下都疼得钻心。
他不想叫出声，怕招来什么东西，也怕吵醒身边的伤兵。
他们三个已经死了，剩下的两个，还在喝着带血的积水，像牲口一样舔着瓶口。
没人说话。
他们只是在等。
等一轮火铳打过，等一个饭团扔来，或者等死。
终于，在这第九日的傍晚，西军右翼全面崩溃。
敌军滚火车破阵而入，火油四溅，藤牌兵紧随其后，一路焚烧推进。
西军未及反应，大批兵卒丢盔卸甲，逃入山林。
还有不少，索性扔了兵器，跪地投降。
田村正助那一刻正抱着木盾，准备带着仅剩的两名同伴突围。
可刚一抬头，他就发现后路已被切断，明军从侧后也压了上来。
壕沟，彻底塌了。
他本想拼一把，哪怕死也死得干净些。
可当他看见那一排排明军士兵，面无表情地推进，不紧不慢，盾与枪配合得严丝合缝，仿佛不是人，而是一部活着的战争机器！
田村正助明白了。
日本根本打不过大明。
这一仗，从一开始就打不过！
那一刻，田村正助低下头，缓缓跪地，放下短刀，举起右手。
他的动作很慢，没有羞耻，也没有愤怒，只有疲倦。
他不是因为怕死而投降，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有些命运，不是靠一口气扛得动的。
那一日，田村正助成了最早一批被俘的西军足轻之一。
他被押往明军战俘营，和几十个日军一同关进了一处山谷之中的临时营地。
围栏用削尖的木桩扎成，扎得整整齐齐，围着山脚一圈，像一口立在山中的笼子。
门口站着两名明军火铳手，盔甲锃亮，腰间佩铳，神色冷静，不怒不笑，眼神里只有例行公事的麻木。
俘虏营的草席薄如纸，夜里露水落在脸上，冰得如针。
没有人说话，更多人是在发抖。
田村正助没有哭。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篱笆边上，望着不远处高坡上的明军大营。
那里大旗在风中猎猎翻卷，红底金纹，凛然不动，像永不倒下的城。
他脑子里已经没有恨。
甚至连“越王”这两个字，他都懒得再提。
仿佛那个人，那军队，已不是仇人，而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天命。
他只是一次次地问自己：“父亲若还活着，看到我投降了，会失望吗？”
但很快他又自己否定了这个问题，父亲也死在战场上，连尸骨都没留下。
死人会失望吗？
田村正助轻轻笑了。
那笑是虚脱之后的笑，是一个彻底认输的笑。
那一刻，他觉得连自己最后一点自尊，也被吐了出来，踩进了泥土里。
那晚，他梦见母亲还在灶前缝补破甲，弟弟在院门口叫他回家吃饭。
梦里的饭是热的，脚是干的，人是完整的。
醒来时，他看见的是冷粥和脚边的一个腐烂脚指头。
田村正助没有说话。
他知道，那只是梦。
但在梦里，他像个人。
而在这场战争里，他已经不指望赢了，也不指望荣耀地死。
他只想：死过、活过、跪过……在母亲的梦里，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儿子。
田村正助惊讶地发现：传说中的“屠杀俘虏”并没有出现。
相反，饭照发，水照送，甚至每日有人打扫营地，替伤员换药。
几天后，一名身穿黑袍的明军中年文官带着几名随从入营，身无盔甲，衣摆整洁，说话声音缓慢清晰。
“凡俘虏者，若不反抗、不图逃亡，可暂留军营，听令服役，若愿归降，准其活命，授工食，试用为辅卒！”
没有侮辱，没有跪拜，没有拔刀示威。
只是宣读完军令，那位官员便转身离去。
田村正助懵了。
他以为会被当众杀鸡儆猴，以为会有羞辱折辱，结果只是简单的一句“愿降者活”。
田村正助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些“敌军”。
他们行军如风，列阵如织，火器整齐无声，做饭时不喊不闹，连死人都按规矩收敛，不露尸不弃骨。
这不像一群征伐的外敌，更像一个严整、有序、自律到冷酷的真正军人！
田村正助开始想，这场战争，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野蛮”。
三日后，田村正助被抽入“辅兵营”。
这是明军为降兵设立的队伍，只做搬运、警戒、护营等后勤杂务，不许上前线，也不配发利刃，只能用木棍或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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