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剿江南巨商和士绅势力后，朝廷终于迎来了多年未有的清朗政局。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肃商之战”，以苏州王越斩贺家为开端，迅速震慑了整个南直隶。
随后各府相继整顿，顽固抗税者纷纷伏法，私运通倭的商号也被一一查封，士绅阶层原本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被彻底斩断。
随着地方秩序恢复，百姓重新拾起信心，田畴复耕，市肆再开，街头巷尾又见炊烟起伏、商贩吆喝，一切回归正轨。
在这个关键时机，朝廷顺势而为，由内阁首辅徐谦牵头，会同户部、兵部、市舶司三方，联手推出新的商税法令。
这一套新政，以“轻其赋、广其征”为指导思想，保留原有地税体系，但对流通贸易重新分类，扩大税基。
参考前朝旧例，朝廷将“商贩”按经营种类、规模、营地分为四等，设有低至三厘、高至三钱不等的比例税率。
凡有牌照商户，按月缴纳商税，税负平均分摊，既不逼良为盗，也不放纵富贾。
为鼓励正经商户经营，大明还设立“良商册”，凡五年纳税无违，记录良好者，得优先获得官方渠道货引、仓储执照，甚至有资格参与军需招标、御用供货。
对外贸易方面，朝廷则借鉴了北宋时期“榷场”制度，重设各大港口市舶司，依沿海分区设立“通番税则”，专收进出口之税。
如广州、泉州、宁波三大港口，根据商品种类、船只吨位和交易额，重新定下定额税率。
原先混乱的折冲、贿赂之风一去不返，市舶官员由朝廷亲派监察御史巡检，不得私改税额。
海外商贾初时颇感震动，担忧朝廷要收网，不料新政一出，却发现规则清晰、手续简便，反而比从前那种靠送礼打通关系、层层剥皮的旧法来得更省钱。
如暹罗国商船、琉球贡队、葡人牙行、胡商马帮，都在新税法下顺利通关，交易繁盛，国库日进银两如山。
新税法推行半年，仅南直隶一地，便为国库增银两千八百万。
若加上江浙、闽广等地的海关收入，大明国库每年稳定新增八九千万两，实为盛况空前。
朝廷因此得以拨款修河工、补军械、赈灾荒、助学堂。
江南百姓尤其受益，织造业、印染坊、瓷窑、纸坊等民营作坊重焕生机，百工安业，青壮不再逃税谋乱，反而争着纳税取信。
各地知府更以“纳税人数增长率”“正税比重”列为考评之重，清吏清法，吏治焕然。
坊间传言，“从前朝廷收税是收命，如今收税是收心”。
百姓从初的观望，到后来的认可，再到如今的主动配合，皆源自一条路：“公正而有序”。
正如徐谦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所言：
“商者流通天下之财，税者天下安定之基。利不聚富门，税不压寒士，此乃大治！”
后世称这一年为“大明商律元年”，更有学者将其与唐朝均田制、宋朝市舶司并列，称为“税制三大治”。
徐谦因此名重朝野，王越亦因“清江南贼气、定商贾之乱”名留青史。
而大明，从此迈入一个全新纪元：
商路通，税赋明，国富而民强。
......
自从完成对江南士绅阶层的整顿，以及推动新式商税制度之后，大明朝政坛一度回归清明。
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
这一年来，江南士绅被连根拔起，原本依附于他们的地头势力与海寇也因此失去依仗，如无头苍蝇般在沿海横冲直撞。
他们失去了“义士”之名，再无可供遮掩的外衣.
如今，彻底堕为真正的盗匪。
温州郊外，三十户民宅被焚为灰烬；
宁波港内，官府的盐仓被彻底洗劫；
更有甚者，有贼人乔装成海商混入市井，夜间悄然出击，袭击沿海乡镇，焚学塾、屠渔村，鸡犬不留。
一位从福建被劫村庄中救出的老人，披头散发、浑身血污，跪在军前，声泪俱下：
“倭贼屠我妻儿满门！我求陛下，莫讲仁义道德，也莫再讲诏安招降,杀过去，杀到他们老巢去！”
老百姓的愤怒，如怒涛般在南方蔓延开来。
他们不再相信招抚，不再信任谈判，眼中只有一条路：挥军东进，征讨倭邦！
民意在身，首辅徐谦上疏言道：“倭患一日不除，我海疆终不得安宁！”
“自太祖皇帝立国起，便施海禁以固疆界，然则百余年来，东夷愈发猖獗，今我大明国力正盛，若再忍气吞声，只是白白耗费钱粮，不若主动出击，荡平外夷，还天下一个安宁乾坤！”
成化帝朱见深听后，沉吟许久。
次日，召越王徐闻入殿密议。
这位九朝老臣，虽八十余岁，白须如雪，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毫无衰老之态。
徐闻记得，早在一年前，大明便向日本下达警告，让他们一年之内解决倭寇之患，否则大明将陈兵日本。
如今细算日子，也差不多到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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