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从原先清朝的属国变为独立国家；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并在新开设的商埠享有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这一条约强化了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输出，并对中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私下向其他列强通报了交涉情况，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并接受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十、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这一支柱，加上签订《马关条约》后受到广泛指责，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转入内阁办事。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然而，在此之前，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成功干预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清廷上下普遍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盟友。李鸿章、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于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
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威胁，清政府希望通过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这次出访不仅是对俄国的友好访问，也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他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会谈。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的建议，并承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李鸿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并于四月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这一条约使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完成俄国之行后，李鸿章继续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超过9万公里。在德国，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规格接待，并前往汉堡拜会了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他也受到了热情欢迎。8月2日抵达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
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受到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接见。在美国期间，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地点。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表达了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不仅使李鸿章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水平，也让他对西方“立国政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给亲信吴汝纶的信中，他提到：“所见过于所闻。”并总结了欧美国家“立国政教”的核心在于“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十一、伴食宰相
李鸿章自欧美归来后，满怀抱负地觐见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他深刻描绘了欧美的繁荣强大，并基于中国的贫弱现状，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图强的建议。然而，这些远见卓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李鸿章本人也未获得期望中的重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仅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一个名义上参与国事、实则缺乏实权的见习大臣角色，因此被时人讥讽为“伴食之宰相”，意指其虽身居高位却难有作为。
在此期间，李鸿章虽无实权，但仍积极参与了多项重大外交事务，包括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问题的谈判，并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胶澳、旅大、九龙的租借条约。尽管这些条约多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与损失，但李鸿章在外交场上的努力与周旋仍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有传言称他接受了俄国的贿赂，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个人形象的复杂性。
在维新运动高涨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间，李鸿章虽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实则内心对新政多有同情。他秘密资助维新派团体“强学会”，并在背后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军经武、振兴实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等，同时还保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免受迫害。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日益加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理衙门，失去了参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此后，他被任命为勘河大臣，负责黄河工程的勘查工作，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从此过上了闲居生活，心中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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