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沉默不说话。
就是这个齐商税，麻烦同样很多的。
“实际我在庆州与泉州就执行了一些齐商税政策，因此商税激增，又用一部分激增的商税还之于民。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所以治境皆粗安。不过若放在中原地区，一旦普及齐商税政策。争议就会很大了。然而若是普及了呢？当真全国一年商税只有八百几十万贯？只要稍稍普及，就可以在前面增加三千万贯。”
“不可能那么多。”吴充又说。
“吴公，我只说一件事。许多商贾在江陵候等赴蜀的士大夫，往往请他们上船坐一坐。一道去巴蜀，不但不收其路费，还会给其几千贯大驾光临费。为何？因为那样商贾便可以打着士大夫的旗号，免去各个场务的盘查与征税，所得利更多。试问，每年朝廷征了几个权贵商贾的商税？然后我再说一件事，为什么当初我设立竹纸作坊时，要拉上高家。没有高家的保护。我那时未中进士，这个竹纸作坊一旦盈利，能得活吗？这是我主动让里面的契股纳税的。若是不纳税，又有那个场务敢征竹纸作坊的税赋？”
其实很正常哪。
就象tg，房地产很赚钱哪，但真正成功的房地产商，有几个是没背景的？然后再放大到各个私企，能成功的又没有后台的，很少很少。没有后台，各方面的支持就不足。包括贷款，政策扶持，税务。要命的是因为没有后台，官员天天上门来吃来喝来拿，若不给，各个检查来了。这种情况下，想要成功，何其之难。
但也不要说tg了，美帝那边同样也是。尽管出台了遗产税，什么反垄断法案等等。然而为什么来了一个政治献金？有了政治献金后，政策就会保护他们。那么各种不公又产生了。
除非是小国家，否则想要绝对的公平。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不过王巨点出来了，还是振聋发聩的。
“所以国家商税几乎成了一个摆设。征的也只是中小商贾的税赋，真正能征到税的，却罕能征到一文钱商税。别的不说，我就说东面几百步外的金帛行，一笔交易往往就是几十万贯，诸位，你们征到了多少商税？”
“难哪……”吕惠叹气道。
是这个理，敢谁敢去征哪？
“若是有三千万贯，何必执行青苗法，宽剩钱，市易法。陛下，微臣听到市坊上流传着的一个说法。介甫公说变法时，与陛下提及一件事。天下虽富，然而国穷平民穷，为何，兼并严重，贫富严重分化。长此下去，必然产生陈胜吴广之流。所以变法一壮国库，二就是打击豪强的兼并。然而如同微臣刚才所说的，在这种税赋制度下，在这种大环境下，有几个士大夫没有参与到兼并或者行商当中？故变法起，反对声音浩大。又因为下面官吏做得不好，往往富人摊派得不多，却连最贫困的百姓被摊派了。包括免行钱，有几个州县的五等户没有被摊派？他们为什么要摊派！”
都快活不下去了，还要摊派这个免役钱，百姓能不痛恨吗？
“再看市易法，陛下可以派人查一下，因为市易法，有多少中小商人欠下了市易务的债务，因为无法偿还，天天被牙吏追债。所以介甫公说数十浙西大户摊派了六百贯免役钱，多取之无妨。陛下也说，此兼并宜催之。陛下，有无此事？”
“有。”
“但最后陛下还是渐渐减少役钱，于是介甫公痛惜地说，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时也？也许介甫公说得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做事就要一鼓作气，若是断断续续，便会成了二鼓衰，三鼓竭，最后败之。然而我不认同介甫公的变法。似乎变法是一壮国库，二是打击兼并，阻止贫富分化的蔓延，然而因为官官相护，或者官吏不良，却将这种摊派分加给了贫困百姓，他们生活本来很是艰难，再加上摊派，无疑是雪上加霜。于其这样，何不均齐商税，有此两三千万贯商税，又何必有青苗贷、市易法与宽剩钱？”
然而齐商税就解决问题了吗？
还是没有。
仅是政策的倾斜，便会让贫富分化继续加大了。
但这个永远是一道无解题，因此想真正做到平均，只能在乌托邦的梦中实现。
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的稳定性。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一场三国演义下来，整个中国还有多少百姓？一场隋唐演义下来，整个中国还有多少百姓？相对来说，反而赵匡胤做得更仁爱一点，灭一国息上两年，再徐而图之，一战一息，人口在持续增涨着。
前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泰国，如是再民煮再乱下去，最后连菲猴都不如了。
因此在变法的基础上，也要顾虑国家的稳定。从这上面考虑，赵顼并没有做错。不停地添加火，最后失火了怎么办？
王巨又说道：“其实比喻治水，微臣很早之前便感到介甫公是堵水之策，并非良策。因此知道国家积贫积弱，国库积欠巨大，以至到了河北大灾，国库内库空空如也，国家却拨不出任何赈灾钱帛粮食，逼迫灾民回乡自己解决，国家不变不行了，微臣却一直沉默不发，甚至主动辞去了条例司的官职。然而想有一个导水之策，则是更难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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