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
“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
简而言之，大定厢军实乃弱鸡，不堪一战。
便是禁军，也战力孱弱。
作为三冗之首的冗兵问题，是大定立国以后无法回避的问题，雍熙北伐之后，大定眼见收复燕云十六州无望，便开始奉行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建立禁军以及庞大的厢军，而大定也不得不吞下冗兵的苦果。
大定军队“衣食天子”，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兵冗为大，其次官冗，今天下之大患在兵”，大定朝野都认识到了冗兵带来的危害。而士兵的职业化乃至终身化带来的厢军体系，是积兵成冗的关键因素。有定一代，冗兵问题都未能解决，虽然王安石变法力图推行将兵法，以解决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但却治标不治本。
大定冗兵与燕宁强盛，土地兼并、赋税苛重以及政局纷争叠加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大定军事孱弱皆源于此。
楚末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兵强弑将，将骄弑主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地方节度使俨然一方诸侯，经济、行政大权握于手中，导致“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将与兵之间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中央集权。定太祖建国后，深知兵将之害，杯酒释兵权之后，便极力的推行“更戍法”，为的就是加强中央权威。
定都开封使得加强都城防御成为大定君臣逃不开的问题，再加上唐末以来，募兵制使得军队日益职业化，兵将长期在一起，使得私兵化严重，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如此一来，都城防御与私兵问题交织在一起，大定便选调各地精兵强将云集京师，充实中央禁军，既保证了对于地方的军事威慑，还加强了都城的防御力量，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铲除地方割据的土壤，定初还加大分权，将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以文臣压制武将，力图解决以往内轻外重的局面。
大定推行募兵制，兵员由朝廷供给衣食，而大量供给杂役的厢军很快形成了与禁军相等的队伍，养兵之数也由此增加了一倍，厢军由国家供给衣食却不习战事，成为定人抨击的对象。随着雍熙北伐的失利，大定开始推行消极防守的战略，军事上积弱局面出现。
有定一代，对兵将赏赐优厚，耗费巨大，而骄兵不仅浪费国家钱粮，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当此之时，只有选择有威望的将帅整顿军事，改变养尊处优的习性，才能彻底改变军队面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大定采取裁汰骄兵的举措，自熙宁至元丰年间，朝廷每年都废并空营，并缩小原来编制，即便是京畿诸路也化零为整，重新划定诸营兵员。
熙宁变法时，大定虽然改易兵制，淘汰冗兵，激活军队的战斗力，但是随着王安石的辞相，朝臣意气用事，相互倾轧，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后又恢复了守臣管军体制。更戍法废除后，“自州郡各有禁军，三司之卒不出，常坐食于京师，于是养兵始为大患”，将兵骄惰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善，名义上的训练实际上仍然不免于偷安。
募集饥民以及流民为兵，是大定的祖宗家法，且不论这些人的战斗力是否过关，倘若年年有灾难，岁岁有饥民，岂不是要年年招兵，军队数量又怎会不增长？再加上流年国家财政困难，大量的人涌入军队势必导致军队的战斗力被稀释，而随着带来的就是军队素质低下，军队老龄化，数量极易膨胀。并且对于军人，给兵士脸上、手背刺字，只有罪犯、官府的工匠、奴牌才刺字，当兵刺字自然是一种耻辱，这就把士兵排斥在市民阶层以外。
大定前期，兵员二十从军，年老裁汰，但是到了后来，为何犹犹豫豫不敢处置，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稳定，防止裁军带来兵乱，宁愿耗费钱财，也不愿纵民为寇。另一方面，大定推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导致武事不振，为了防备北方强敌，大定想当然的以为维持军队数量，便可以增加守备力量，而这无疑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冗兵的背后，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弱王朝。
太祖尝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德宗亦有云：“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但历史已经证明，“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这项基本国策显然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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