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哥、二哥作为梨花县最早一批“触网”的老板，那间曾导致屡次离婚的网吧，曾是县里青少年的快乐星球。200台机器从早到晚嗡嗡作响，键盘敲击声比菜市场讨价还价还热闹，连门口卖烤肠的王婶都能跟着喊出“开黑五排缺个辅助”。由于我忙着生意、律所的事，大哥忙着医院的工作，二哥忙着家里的生意和我们地产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雇几个小伙子当网管看店。
出事那天清晨，我正躺在安置小区车库里的床上做梦呢，网管小周带着哭腔喊打来了电话：“常、常老板，出人命了！32号机那小子，趴在键盘上不动了！”
我轱辘一下就从床上掉下来了，心里的语感告诉我，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我急忙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胳膊胡乱地穿着上衣，同时歪着头夹着手机打着电话，“我马上就到，别害怕啊。”我趿拉着鞋就冲上了我的破面包车，在早起邻居的惊讶中，车库都没有锁门就赶向了网吧。
赶到网吧时，场面比我预想的还魔幻。32号机前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青年，有人举着手机拍小视频，配文“网吧惊现睡神，键盘当枕头纹丝不动”；卖烤肠的王婶端着半盆热油挤进来，还以为是有人抢座打起来了：“都让让啊，油溅着谁算我的！”我扒开人群一看，那小伙脸朝下趴在键盘上，耳机还挂在脖子上，屏幕里还停留在游戏胜利的结算界面。我伸手探了探鼻息，吓得差点坐到地上——凉得跟他昨天忘在工地的矿泉水似的。
警察和120赶来时，我正蹲在墙角给小周训话，声音抖得像弹棉花：“我让你看店，没让你看尸体！昨天他通宵你咋不劝？你不会说‘同学，再玩就成仙了’？”小周委屈得直掉眼泪：“老板，我劝了，他说‘你知道我这局多不容易吗？死也要死在胜利后’，我以为他开玩笑……”旁边警察忍不住插了句：“先别训人了，联系家属吧，还有，把近三个月的监控调出来。”
家属赶到县医院急诊室时，我已从银行取了两万块现金，准备先表表心意。七八个壮汉簇拥着一位白发老太太闯进来，领头的中年男人一看见地上盖着蓝布的尸体，当场就哭了，哭声是令人心碎的震耳。我赶紧递烟递水，刚说了句“节哀顺变”，老太太就抡着拐棍朝他打过来：“我孙儿才19啊！昨天还跟我要五块钱买冰棒，今天就成这样了！你赔我孙儿！”
接下来的三天，我彻底体验了啥叫“冰火两重天”。白天我陪着家属跑法医鉴定，晚上还要应付网吧里的“好奇宝宝”——有个高中生凑过来问：“老板，32号机是不是有buff啊？下次我也去那玩，能不能打折？”气得我差点把营业执照拍对方脸上。更糟的是，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过度疲劳导致心源性猝死，跟网吧环境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作为经营方，未及时劝阻通宵上网存在管理疏漏。
本以为说清责任就能协商赔偿，没想到家属直接来了招“王炸”。第五天清晨，我刚到网吧门口，就看见一群人抬着冰棺堵在门口，棺材上挂着“无良老板草菅人命”的横幅，老太太坐在地上拍着棺材哭，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连县电视台的记者都扛着摄像机来了。我吓得腿肚子转筋，赶紧掏出手机给大哥二哥打电话：“抓紧来，网吧不是我自己的，出事了要一起担着！”
大哥装作没有听见，“喂，喂，喂，老四，别闹，我这边正在救死扶伤呢，真是的。”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二哥叫骂着：“和我有啥关系，网吧，又不是我的，执照上都是你的名字。”
我生气了，把手机调成了录音状态，“姓常的，有种再说一遍。”我在其他人的好奇中大声地咋呼着。
二哥依旧叫骂着说：“去死吧，你，网吧，都是你的，出事，你自己负责，网吧和我一毛钱都没有关系。”都没有等我说话，就挂断了。
报警后，尸体抬走了，网吧停业了。家属开始了上访。
上访那天，我穿着一套正版西装，手里攥着一叠材料，跟在哭哭啼啼的家属后面走进信访局，活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家属代表，也就是死者的舅舅，一开口就狮子大开口：“一百万！少一分都不行！我外甥要是活着，将来大老板，一辈子挣得都不止这些！”我差点没背过气去：“大哥，我这网吧一年纯利润才十万，你这是要我卖肾啊？再说，也不是按‘活着就能挣钱’算的啊！”
信访局的王主任是个老江湖，端着保温杯慢悠悠地说：“咱们先讲道理，再谈感情。法医说了，孩子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通宵上网是诱因。常老板管理有问题，该赔；但家属要一百万，也得看看人家能不能拿得出来。”他转头看向我：“你这网吧多久没搞安全检查了？消防通道堆得那些饮料瓶，万一着火了怎么办？”我脸一红，小声说：“上次检查还是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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